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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时代终结时,我们应该坚守什么?

原文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067 金融时报中文版

【李楯,1947年生,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作者2017年1月10日出席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7“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

古人说“天意从来高难问”——我不知道等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过去了。

“冷战”结束后,“人类发展”的概念和“千年目标”提出,人们看好前景,没有想到9·11、2008年金融危机、英国脱欧、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一个时代过去了。它需要我们重新认知,重新选择,前景是不确定的。

世界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那一轮的全球化结束了;中国国内,改革早就在行动上停滞了,前景是不确定的。

有时候我常想:中国为什么不是发达国家?是起步晚,别人欺负我们,别人怕我们发达,人多资源少,还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好?我认为主要原因不在前几项,而在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好。

那么,现在,外部有可能影响世界格局和发展走向的国家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有质的改变——比如特朗普所说的那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情势如果改变,中国想做“老大”,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全球,对国内一般人来说,成本会是什么?

由此,就要谈到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是:

第一,权力系统超常强大,权力不受制约,在系统内、外(党内外;国内外)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反对、制衡。但这种超强的权力,在国内的个人和各类人群的利益面前却不具权威,不被服从——党内出那么多贪官,“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明证。

社会的关键人群——担任公职的人、经营企业的人、从事专业高层工作的人,几乎失去了价值目标和伦理思考,唯利是图,多数人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说法。在国家层面上,维护“核心利益”有行动,实现终极目标无方略,甚至终极目标是什么都说不清了。由此,影响到社会,成为了一种机制,在利益诱惑和生存挤压之下,多数人言行不一,成了机会主义者。

一句话,权力既不受制衡,又不被服从,是中国在结构层面上的大问题。

第二,国家政策在“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以党为本”上纠结,或者说,在“以人为本”与 “国(家)-社(会)本位”(国民党在80多年前提出的中心法理)上纠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断。中国在国际人权两公约制定31年、32年后签署加入,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布54年后由执政党提出人权入宪,但是至今在人权保障上举措不定。人权,在不同人,不同人群利益不一的前提下,首先是关系到一个个个人的福祉的第一位大事,而不应该只是政治场域中的一张牌。

另外,说到权利,权利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共同根基。权利中的所有权,特别是所有权中的不动权所有权,至关重要。1982年宪法相对1954年宪法中关于不动产制度的改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立法修宪方面的滞后表现。当中国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立法上的滞后表现,为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设置了难以去除的阻障。

第三,国家政策在能不能、该不该平等待人上,始终纠结。城乡分治是计划经济体制留给中国的遗产。农业户籍作为一种称谓的去除是容易的,但当户籍不同成为一种身份上的制度差异时,就会使原来分属城、乡人口的人们,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在生存方式选择上,在可支配资金、可凭借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难以消解的差异。加上严重的社会不公,既加剧了贫富分化,又会使不同人群间的利益难以协调,诸多的社会矛盾都会由此产生。

另外,贫富分化,多数人消费能力低,也使中国特有的一种“大国家-小市场”的状况难以改变。人们都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是大市场,但实际上中国是小市场,大量的农村人,包括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加上城市低收入人群,在总人口中占大多数。中国的内需,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有与经济增长相应的上升。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小市场。

第四,国家政策在“可持续发展”和“不可持续发展”两种模式上,纠结不断。执政党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发展才可持续,但却仍然继续着60年来与之相反的做法——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今天的雾霾就和这相关——原因是中国有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受制衡的内在增长张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一种内在的增长张力,但是它是有制衡的,有法治,有劳工运动,有消费者运动,有环保运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的。而中国内在的经济增长张力是不受制衡的,它来源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恐惧,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才要这样搞经济,过去靠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就只有靠经济增长保政权。

我以为:军队、警察,不足以保长治久安,一个国家只有社会的主流认可现行政策,多数人不反对,才有和谐、稳定。而这就需要:对内,实施宪政,厉行法治,消除可以靠暴力等违法手段去反对当政者和现行制度的成规模力量产生的可能。对外,真心地践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但这两点在现在都很难做到。不以民生为第一,持武逞强,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治理污染,修复生态,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污染,有与世界别国有不同的地方。在经济上,是结构性污染,在政治上,是体制性污染。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和别国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污染和生态被破坏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是要危害子孙的。

以上,是每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两千年前,贾谊做《陈政事疏》,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而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说“安且治者,非愚则谀”——不是糊涂,就是谄媚。于是,陈述国家事势,以为: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长太息者六。今天,我仍然认为,指称形势大好,不是我的工作,而指出问题,是我的责任所在。

最后,在新的一年到来之时,对自己和对朋友们的期许,就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

不知其难而为,是莽撞和不负责任,知其难,知其不可,就不做了,是畏惧、苟且,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坚守信念。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作人有伦理底线的无奈之举。

我们这一代,包括今天在场的很多人,有比我年长的,更多的要比我小几岁。能做的事不多了——我今年进入70了。但是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把自己所经历的、知道的,说出来,记下来;把与中国相关的事进一步想明白,也尽可能地给人们讲明白。这几年,我觉得自己很难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事,我给中国人、外国人都讲不明白。我一直在想,我们用一种什么方法,能讲得更清楚些、明白些。

讲出自己所知道的事和主张,就可以启迪更多人去思考,当在这块土地上,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畅通地获取真实、全面、完整的信息,又能通过自己的辨析、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做出自己的选择时,这个社会就向前迈进了一步。

(注:李楯是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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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反对川普?

1985 年下半年开始,著名记者 Tony Schwartz 应川普之邀和他近乎形影不离地生活了十八个月,跟随着川普参加会议,同他闲谈,在庄园一起度过周末,在办公室和私宅听他和人谈生意,揣摩他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作为替他捉刀写后来大获成功的《交易的艺术》这本书的准备。

​在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下,Schwartz 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川普从不读书。他没有在川普的任何办公室和家庭房间里见过一本书,也没有听他提起过任何书籍。「我严肃怀疑川普成年后真的一本书都没读过。」Schwartz 后来接受采访时说。

这件事在美国媒体中间并不是秘密。2016 年 5 月选战正酣时 Foxnews 的主持人 Megyn Kelly 在专访川普时就专门挑了这个话题问他,让他介绍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川普说了一本 1929 年的小说《西线无战事》。Kelly 很显然怀疑这是川普幼年时读的书,于是追问他最近读过的书是哪一本。「我读文件,我读一些片段。」川普不耐烦地说,「我没时间。」

和他不喜欢读书相对的,是他对电视的痴迷。不止一个记者报道过川普有多爱看电视。Schwartz 把它归因为川普「短暂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也就是说,川普无法在一件事情上长久专注地沉思默想,而必须不停刷新自己的注意力。电视恰恰适应这一性格特质。甚至连川普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2015 年 8 月,NBC 主持人 Chuck Todd 在专访中问川普他从哪些专家那里获得关于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建议。川普说:「我看电视啊。」

在 1994 年的一次演说中,基辛格曾经这样总结过读书和看电视这两种不同时代的获取信息的方式的区别:

我们正在从通过阅读学习的年代转向通过观看来学习。当你的认知是来源于文字的时候,你会逐步建立抽象概念,让这些概念层层相扣。当你的认知是来源于图像的时候,你的看法会建立在印象和情绪之上,而它们很难复现,所以你甚至没法回头检查你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所影响的。

川普正是这一时代的结晶,他既是影像媒体的产物,也是操控它的大师。他的竞选历程教科书般地展示了,当复杂微妙的现实被粗暴直接的口号和宣言所取代,当方向代替路径,断言代替疑问,what 和 who 代替 why 和 how,当选民的负面情感——恐惧、怀疑、排斥、愤怒——被充分地调动起来的时候,能够产生多么摧枯拉朽沛然莫之能御的效果。印象和情绪是他最好的武器。

但也正是这种特质让他遭到了传统知识精英近乎一面倒的反对。2016 年 8 月,他所在的共和党的 50 名外交国安领域的资深官员联名写信,宣称他的当选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灾难。信中说:

同此前缺乏外交领域经验的总统们不同,川普没有展现教育自我的任何意愿。他始终表现出对当代国际政治知识的令人震惊的无知。在我们的经验中,一位总统应当愿意去倾听顾问和部门领导的意见,应当鼓励对各种彼此冲突的观点的思考,应当能够意识到缺陷,并且从中得以进步。在我们看来,这些关键素质川普一样也不具有。他无法分清事实和幻象,他不鼓励彼此冲突的观点,也无法忍受任何批评。

是的,每个政治家当然首先都是一个足够自信的人,但区分他们的不是他们有多相信自己,而是在自信之外,他们是否留出了足够自我怀疑的空间,理解世界的复杂性,理解自然和社会都有超乎朴素的日常经验和直觉之外的奥秘,理解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的重要性,理解自身的局限和思考的价值。同样是基辛格曾经说过:「当你觉得自己对一件事确信无疑的时候,你要么是真的洞悉这件事的全部真相,要么只是因为你对它一无所知。」伟大的政治家了解这一点。

川普是这一切的反面。他几乎对每件他认定的事都确信无疑,并且也这样鼓励他的追随者。我们在生活中都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世界只是一个放大的丛林,热衷于炫耀拳头和肌肉。他们脾气暴躁,没有耐心进入任何包含复杂细节的讨论。他们热爱阴谋论,对任何同自己主观认知不符的事实都视而不见。他们恃强凌弱,并且把欺凌弱者的战果当成进一步确认自己正确和优越的证据。他们鄙视沉思和审慎,认为那只不过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川普把这些性格发挥到了极致。他在竞选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自己的直觉和胆量远比知识和经验更重要。这甚至都不是一种竞选策略,川普是个真诚的反智主义者。

他因此和这个时代一拍即合。全球化让原先远隔千里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社群忽然成了邻居,彼此竞争,彼此抢夺资源和就业岗位,彼此警惕,猜疑,仇视,党同伐异,乃至兵戈相见。而这正是川普最好的养料。在这个大多数人连买一个手机都要踌躇不定很久的选择困难的时代,川普成功地让很多人相信,那些关系千万人生死贫富的内政外交议题都有着简单明快显而易见的答案,完全可以一言而决。一个人要是不立刻采纳那个答案,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被愚蠢的政治正确蒙蔽了双眼。

这就是我觉得川普最危险的地方。传说中奥马尔在烧掉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时候说:「这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在古兰经中都明明白白写着,为什么还要保留别的书籍?」人类好不容易走出了那个时代。但川普提醒我们,那个阴影从未远离过。

可是川普至少掀开了皇帝的新装,勇敢地挑破了大多数人此前不敢直面的禁忌,不是么?他的攻击虽然粗暴,但是难道不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么?

会这么想的人,大多都只具有极为短暂的历史记忆。他们不记得或者从未知道,同样的这些语言在 1992 年 Buchanan 的竞选里出现过,在 1968 年 Wallace 的竞选里出现过,在麦卡锡的时代出现过,在反对天主教移民的浪潮里出现过。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媒体就曾经「实事求是地」愤怒控诉过非法移民扰乱了美国的社会秩序,带来了犯罪和毒品,玷污了传统美国社会的美德,拒绝接受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同美国精神格格不入。那些字句恍若川普的演讲原文重现,唯一的区别是当时被控诉的移民主要来自中国,而那股浪潮的结果就是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

这不是什么勇敢的实事求是,而只是人们面对大时代变革时根深蒂固的本能恐惧罢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条道路,一条真正实事求是的道路。它要求你承认世界的复杂性,了解一个议题冲突各方的彼此诉求,寻找未必立竿见影但切实有效的妥协方案。它要求你同意容忍差异不等于软弱投降,肾上腺素也并不带来智慧。它要求你接受政治的根本目标在于集众人之力以成其事,而非彼此标识敌我以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挫败。——这同具体的议题无关,你可以真诚地认为福利制度是美国社会的毒瘤,或者伊斯兰教永远不可能和现代社会和谐共存,但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地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相信只要公开歧视依赖福利为生的社群或者把占全球人数五分之一的穆斯林标记为二等公民就能让自己过得更好,你就已经和川普分道扬镳了。

这是条困难的路,因为它意味着你不得不回答你觉得一千个字也无法清晰解释的问题,而你的听众正不耐烦地期待着一个只有十个字的答案。你觉得你是在同几千万年积攒下来的人类的生物本能作战,那些对部落天然的忠诚和对异类膝跳反射般的排斥,对安全感的依恋和对未知的歇斯底里的恐惧。它要求你克制捷径的诱惑。​

但人类读过和写过那么多书,走过那么远的路,不就是为了这个?我们用光纤把每个人连接在一起,不是为了纵容自己的生物本能,而是为了超越这些本能的。觉得自己的答案太长,就让自己练习说的更清晰准确一些。对方用恐惧和愤怒作为武器,就逼着自己更冷静和勇敢些。亚历山大图书馆烧掉了,就去建设更多的图书馆。

这就是我们反击川普的方式。这是我们的责任。

by 木遥的窗子 原文链接:http://blog.farmostwood.net/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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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成落马,本是意料中事

本月11号凌晨(美国加州时间),一位国内朋友突然告诉我,我的同班同学何家成“完蛋“了。上网一查,各大门户网站果然都在显著位置报道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正部级的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接着,在没有提及初步或最终调查结论的情形下,“中央”又以不寻常的快速度免去何家成的领导职务。国人姓名重复率高,姓何名家成的人应当不少。不过,这位正部级的常务副院长何家成确实是我1978到1982年在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同班同学。正因为如此,对我和其他一些同班同学来说,他的落马时间虽不可预料,但他早迟将落马却是意料中事。事实上,我始终认为,他的提升即使不根源于中国干部制度的本质问题,也暴露了中国制度的某些缺陷。如果是后者,因为再好的制度都有缺陷,所以他的落马无关紧要,这是他的个人问题;如果是前者,他的落马也只有在中国制度借此而有所改进的大环境下才有超越他个人的更多意义。

1978年10月,何家成与我同时考入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也许由于我的高考分数很高,班上表现还算突出,我们又都是南京人,他对我很好,我们的关系很密切,作业、备考都在一起。我的家境很差,上大学后依然要帮助家里做些马克思所说的“血汗工厂”的劳动。何家成对我很同情。然而,我渐渐发现何家成为人处世的方式与我格格不入。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计较、对任何小利都盘算的人。这样的人并非不好。我长期生活在农村,知道贫穷或者自我感觉贫穷都可能逼人铢锱必较。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于是否铢锱必较,而在于“必较”的方式。何家成计较的方式恰恰是依附权势、背后搞小动作和拉帮结派的阴谋家方式。笔名为“感悟生活”的网友在回忆何家成的网文中感叹何家成是“真正天生的搞政治的人才。他对拓展自身政坛发展舞台的用心,娴熟的政治斗争手腕,极端低调的行事作风和严于律已的精神,都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确实,阴谋家都是搞政治的天才,但我相信政治家并不都是阴谋家。就此而言,我始终希望通过中国政治的透明化以减少阴谋家成为政治家的可能性。

“感悟生活”网友为何家成政治才干举出的第一个例子是“刚进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团委书记的选举,他就通过自己的游说,成功拉下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让自己顺利当选。”该网友应当是从何家成本人那里听到上述故事的,因为我们班上没有一位了解这段情形的人会把它作为何家成的正面“事迹”来谈论。不了解情形的人读了这段话往往误以为何家成赞成透明政治。其实,那只是何家成第一次使用阴谋政治获得的成功。就我知道的情形,当时不是“团委”选举,而是班级二十几个同学中的团支部选举,并且应当不存在“官方指定的候选人”,亦没有公开游说之事,更无同时间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竞选之景。相反,何家成背后活动,讲他想象中的其他候选人的坏话,请求他的朋友选他。他也找了我,请我帮助他拉票并提及其他人真伪难辩的缺陷。其时,何家成只是和班干部与党员接触多,与普通同学交往很少,更没有关心集体的突出表现,因此,如果不是他的背后活动,他被选上的可能性确实很小。当时我不理解并且劝过他,团支书这个位置太微不足道了,有必要去争吗?更为严重的是他在投票后竟然去查投票原件以知道究竟谁没有投他的票。接着,我们班上要出几名同学去陪留学生居住。何家成又是背后活动,不但要把自己挤进去,而且还上上下下地散布李四不够、王五不行一类的流言蜚语。

至迟从选团支书和选同学陪留学生住开始,我明显疏远了何家成,因为我已经清楚我和他不是同类人。在1981年下半年的一次班会上,我说了“大家价值观不同,各自未来走好”之类的话,特指的就是我和何家成价值观不同。那时,何家成在班级和系里似乎春风得意,而我受到一些误解。我清楚地知道误解的同学都是好人,和何家成关系密切的班干部也是好人。他们对我的误解源于何家成对我的无端诋毁,而何家成又是因为我的疏远而生恨。不过,何家成对我尚止于诋毁。对一位外地同学,何家成不仅自己要打架,而且还威胁叫校外人来打。十年前,何家成身居高位,岳华在何家成传纪文章中说传主在南京大学“以自己的刻苦、谦虚、乐于助人,加上学习成绩,赢得了老师、同学的喜爱和好评”。我不知道该段文字出自岳华的想当然还是她(或他)与何家成的访谈。可惜,这是虚假的历史陈述。岳华如果多访问几位何家成的南京大学同学,应当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打个比方,何家成落马的消息刚刚传开,一位同学立即就宣布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坚持良心的胜利”,而这位同学在我们毕业后,应当与何家成没有任何交往,其对何家成的印象主要建立在后者的班上表现。

“感悟生活”网友说何家成“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有大局观”。网友“朱鸣”更声称“何家成的全部志向,在于希冀凭借当年捷足先登的政治制高点,执掌中国之政治和经济最高权力。”这两位网友都高估了何家成。假设何家成真如他们所说,他就会在大学里建立人脉根基,而不会显示阴谋权术,更不会计较蝇头小利。大学同学一无利害之争,二有无限可能,一个胸怀鸿鹄之志的青年,在大学里会工于学业、淡于权名、勤于公益,在同窗中留下勤劳正直的印象,以便未来有施展才能之机遇时可得同窗之佐。但何家成在大学时便把团支部之职当成阴谋政治来搞,可见其从无大局与志向之感。何家成在大学想当班级团支书,到部里想当局长、到正部级后想当副总理甚至总理,似乎有志向。然而,真正的志向指的是在大学里就想当政府总理。所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便是这个意思。一个志向于将军的普通士兵会按照这一志向要求自己,因此他非常可能是一个好士兵。相反,一个当了上校后才想到自己也能当将军的人从不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他也非常可能不是一位好上校。何家成便属于后者。

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学生被组织成班级。中国大学由欧美大学仿制而来,因此很可能最初没有班级这类组织。如今每个学生都必须在某个“班级”内学习,就像毛泽东政府下每个农民都必须在某个“生产队”下种田一样。大学“班级”的历史和它的功能足以写几篇博士论文。这样一个既小又没有特定利益的年青人的短暂组织,应当很容易维持并让其成员留下美好的记忆,事实上也确实让大部分人留下美好记忆。所以,如今我们这一代已经和即将退休的人常常会看到同龄人的班友聚会。但是,这一组织中只要有一个看重小利且喜欢搬弄是非的成员,它便易于涣散;在上级依靠“告密”来获得舆情的大环境中,它必然涣散。我和何家成所在的南京大学经济学系1978级本科班便是一个例子。这对我们每位同学都是极为可惜的。我们班另一位名人张少杰已经去世。少杰是最后一届班长,有才华又不乏豪爽,可因为与何家成走得太近而无法让班级免于涣散。少杰去世时我在国外,没能参加他在追悼会,很遗憾,后来想为他写点东西,但因为对他在1989年后的情形了解不多,更熟悉他的同学又劝我不要写,便作罢了。但愿何家成落马能够让包括何家成在内的每一位同学释然,我们的班级能够重新团聚。

何家成作为正部级国家官员会做出什么样的严重违法事情,非我这种从未在政府体制内工作过的人所能猜测的。不过,我认为何家成的“坏”和他是否进入政府体制无关。即使他留在学界,在国内学界不正之风盛行的大环境下,他也会表现出严重的不良行为。据说,京城每有他要提升的传言,他的某位导师便会告状阻止之。若真的如此,他被告的状,应当也是行为不端、而非观点不“正”。在我留下的印象中,何家成青少年时随其医生父母住在江苏北部的一家疗养院内。那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前天还颐指气使的老干部,昨天就被原单位造反派像牲口似的拉回去批斗;昨天尚受人敬重的“革委会”成员,今天就成了林彪集团走卒而为人不齿。这样的残酷现象会让一个人早熟,让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感到世界的可怕和人生的无常。在我看来,如果说何家成的品行和体制有关,那么,在他本人正式进入这个体制之前,这个体制下的特定小环境就已经扭曲了他的心理,让他以为自己才是一切,以为只有权力才能最终保护自己。然而,他的学识和胆识有限,人生目标即志向更有限。在南京大学的学生中,他几乎是得心应手的。但在后来的学界尤其是人人把权力视为一切的中国官场中,他的局限性就暴露了,他的逐权和逐权方式既让他成为高官,也把他置于随时落马的危险境地。他先是顺应这个体制的产物,后来又是这个体制的得益者,但必然又是这个体制的牺牲品。

最后,作为天主教徒,作为何家成的同学,我想告诉何家成,无论你的违法错误和罪行(假如真有的话)多么严重,你都不会“完蛋”的,天主不会放弃你,包括我在内的同学们不会放弃你。只要你忏悔了,只要你明白自己的过错,你照样会变成一个好人,一个大家欢迎的人。当然,这里的忏悔和明白过错,不是面对党组织的自我批评,不是面向法官的认罪声明(假如司法公正且何家成真有罪的话),而是面对你自己内心深处的良知(我坚信你的内心深处良知仍在,正如你当年对我说的“不得不”所隐涵的那样),面对你也许会认识的天主。所以,我希望你丢掉因一着不慎的后悔,消除被体制抛弃的怨恨,挥去可能的司法不公对你的伤害,坚决地回到你自己内心的良知。许多像你这样青少年便形成不良心理的人后来因为人生的重大变故而回归良知甚至皈依天主。他们能够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够做到。这样,你从高官职位的落马,就不仅仅是你的同学们良心的胜利,而且也给了你自己良心胜利的一个绝好契机。

求主保佑何家成获得司法的公正!

求主帮助何家成获得良知的回归!

Source: http://www.hujingbei.net/n553c7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