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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辉:为什么人前进的路总是被自己挡住?

本文是中科大校友熊辉教授所写的自传,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以及对人生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

熊辉教授简介:

1995年毕业于中国科大自动化系,1995年至1998年任职于EBM(深圳),1999年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并于2000年获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之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师从著名计算机科学家Vipin Kumar(ACM, IEE, AAAS Fellow)和Shashi Shekhar(IEEE Fellow)教授,于2005年获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和统计专业辅修博士学位。熊辉教授现为美国(Rutgers)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并终身教授,担任KDD、ICDE、ICDM等国际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或主席,KAIS等国际顶级期刊编委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特约评委,承担德国政府和SAP等企业研究课题,主编Encyclopedia of GIS等书籍。是IEEE资深会员。

近年来,在数据挖掘等方面开展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近五年来在JOC、TKDE、VLDBJ、JDMKD、KDD、CCS、ICDM等顶级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50余篇有影响的论文。2007年获得罗格斯商学院优秀青年教学奖,并获得罗格斯大学唯一候选人资格参选2008微软青年教授奖。2008年唯一优秀青年研究奖,IBM 2008 ESA创新奖。2009年,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破格提前两年晋升熊辉博士为副教授并终身教授,并获得2009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最高学术奖。


总算有时间写点东西,发表在学术版上是因为这里有一群2010年的保送生。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众多前辈都在心里保留着一盏希望的灯,无论境遇多么艰难,科大人都不曾放弃希望,放弃努力。

阿Q精神

1995年,我从科大本科毕业后,怀着一个做雅皮士(yuppies)的想法来到深圳,想着娱乐赚钱两不误。一年下来把在科大时没钱玩、没时间玩的事遍历了一番后,发现剩下的是无边的空虚和对前途的迷惘。每天写同样的代码,没有进步,没有成就感,创业又没有本钱和人脉关系,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无助。突然对所有娱乐失去了兴趣,开始宅在家里遍历古文,《鬼谷子》、《武经七书》、《史记》……

某天,我在一本科技刊物上看到一篇关于数据分析研究的未来与发展的文章,刹那间,觉得数据分析必定和自己有些关系,自己就该干这行,不就是从历史预测未来嘛,这个是我的强项啊(高中时历史成绩拔尖)。于是萌生了去国外读博士搞研究的念头。

联系出国期间,我受到的打击比想象的大。联系了十几所大学,只拿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的半奖。在当时,如果没有全奖是很难拿到签证的。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以“有移民倾向”为由拒签。最后我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年中,我认真学习了数据挖掘(data mining)方面的经典文章,了解了美国所有的数据挖掘研究小组,然后把他们毕业生的研究陈述收集起来,反复读,精心准备去美国的申请材料。

期间不乏质疑的声音:“申请美国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是很难的,能拿到前50名大学的全奖就算‘大牛’,怎么看都觉得你离‘大牛’很远”(我在科大是“不出国派”,而且成绩中等)。我是很有阿Q精神的,我向来是把怀疑当作前进的动力的,不怕,就申请前50名的全奖。我只联系了数据挖掘领域的老师,给电子邮件起了个好标题:Mining a PhD Student(挖掘一个博士生)。每个老师都被邮件的标题吸引,认真读了我的研究陈述。最后申请的10所大学有9个给了我全奖。我最终选择了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MN)读博士。

用行动说话

2000年9月,在博士第一学期,我选了算法、数据挖掘和操作系统三门任务很重的课程。我把各种关于算法的书都精读了一遍,老师教学水平很高,我进步很快,期中考试后就知道拿A问题不大;数据挖掘课程,由我的导师主讲,虽然他很严格,但数据挖掘是我的专业,从一开始就觉得拿A没有问题;操作系统是第一次学,而且要在复杂平台上做项目,所以只好多读代码,花了几个通宵做项目。最终,几门课程都是优秀(想学的时候刷GPA(grade point average, 平均成绩点数)也不难)。

记得课余时间和一些中国同学聊天时,有人问我,为何在深圳工作4年了还来国外读书?我认真地说,因为我想做学术研究,想当教师。北大的同学叹了口气,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就不要有当教师的念头了,非名校,年龄比同班同学大5岁,得熬多少年啊。清华的同学说话很直接,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很多师兄、师姐都找不到教师职位,劝我放弃念想。以前,我喜欢争辩,而读博时已习惯用行动说话了。

博士第一年很快过去,选修课相对轻松。压力主要来自做研究,拿着助研奖学金,要给导师做项目,还得考虑自己的论文。有一段时间我常去找导师,希望能得到一些指导,直到有一天,导师说:“If you are stuck, you have to work your own way out(如果你陷入困境,就要自己找解决办法)。”导师的话让我突然明白了做研究是自己的事。于是开始自己找研究想法。快到第二年暑假了,导师严肃地说他支持我快两年了,如果到暑假研究还没进展就要停奖学金了。还好我那时已经有想法了,只是还没写成论文。紧赶慢赶,暑假里把文章写完了。导师看后比较满意,不过我这第一篇论文的苦难历程才刚开始。

此论文投稿多次被拒,理由是想法不错,但工作做得不细,写得不好。只好重新修改并向ACM SIGKDD(Special Interest Groups of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ACM的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特别兴趣组)投稿。记得交稿的前一天,检索相关文章,发现刚发的文章中有一篇的结果和我的在数学上是等价的,心中特别难受,只好去掉这个成果。结果因为文章少了一个成果,又被ACM SIGKDD拒收了。审稿的三个评委中,两个给的评价不错,第三个拒稿的理由莫名其妙,感觉像敌人。只好接着改,到2003下半年,这篇文章总算发表了,4个审稿人中有一个弱拒绝。

有一次开会,我做完陈述后四处浏览张贴的海报,结果发现一个作者做的工作和我的这篇论文想法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一些说法。当时很不理解,我费力找到作者,他明显躲着我,而且显然知道我是谁。联想到我的这篇论文的悲惨经历,我意识到作者可能剽窃了我的想法。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作者承认利用审查论文的机会看到过我的文章。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直有个审稿者不停地给这篇文章找麻烦。这个事件把我的“政治素养”练出来了。

2004年,到了博士4年级,研究进展得很顺利。可能因为我做事认真,导师把很多重要的事务交给我做。我慢慢地建立了一个很大的资料库,虽然我只是个学生,但干了很多教授才干的事,例如写各种推荐信、准备课件、审查项目申请书、准备各场合的幻灯片等。我有机会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表达、协调、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同时我加强了教书能力的训练。我专门学习了表达(presentation)和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晚上我经常把自己关在会议室练习演讲。第4年暑假,我找到了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实习的机会,并且把数据挖掘的算法应用到了生物数据上。实习回来去就业市场投简历。等待总是让人焦虑的,还好,到2004年12月份陆续收到面试通知。我把第一个面试安排给了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因为是去商学院面试,所以根本没抱希望,只想把这次面试当作一次练习。

面试没过几天罗格斯大学的工作邀请函就到了,其他学校的邀请函随后也陆续到了。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从计算机系往商学院转让我有很大的顾虑,因为商学院的教学任务比工程学院重很多,做研究的时间相应就少;我要做的研究是数据挖掘,要和商业应用打交道,技术知识集和领域知识集是缺一不可的;导师的人脉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去商学院就要白手起家;而且后面面试的学校越来越好,让我有些不舍……后来我和两个导师商量,他们很支持我的选择,并说根据他们对我的了解,我能在商学院生存下去。副导师还对我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如果以你的能力可以去A生存,那你就要选择去B+的地方。因为在那里生活会更容易,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综合几天收集的建议,又思考了几天,我下决心接受了罗格斯大学的邀请,把后面所有的面试都取消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接受了罗格斯大学的工作后,我马上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利用暑假找了在IBM TJ Watson研究中心实习的机会,二是把所有发过的会议文章做深做广,并向期刊投稿。

到罗格斯大学后,我第一年要教四门课,因为如果不“深挖洞,广积粮”,研究的连续性就得不到保证。一学期下来,感觉以前在明尼苏达大学下的功夫没白费,效果还不错。学生对我的教学评价都是4.5分以上(最高5分)。

2006年下半年,学院分经费,按规定优先给青年教师。可结果是,除了我,所有青年教师都拿到了经费。原因可想而知,无外乎我是计算机系毕业的,在商学院没人脉,又是中国人……还好我之前早有心理准备。我现在遇事总是先冷静5分钟,在学校散步并思考问题。经过思考后我决定自己争取一次。我把过去一年的成绩精心准备好,带着打印好的材料直奔院长办公室。我递上简历并说我过去一年发表了9篇期刊论文,其中4篇发表在顶级期刊,院长说很出色。然后,我又递上过去一年我的教学评价报告,院长看了觉得很意外,说没想到我的课教得这么好。我立即问:我哪些方面需要改进,院长说:很优秀,要继续保持。我紧接着说,內部经费是不是用来鼓励优秀青年教师的,院长说是。我问,那学院应不应该支持我,院长说应该。我说,颁奖委员会这次就没给我经费。院长很快打电话证实了一下,说抱歉,经费分完了,保证以后特别关注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件事后不久,商学院评优秀青年教学奖(Junior Faculty Teaching Award),此奖一年仅评一人,这个奖就给了我。

2007年暑假我回国休息。回国还有个目的,想面试些学生。我喜欢处于困境中的学生,看重学生的精神、意志和习惯。没有向上拼搏的精神,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没有坚强的意志,就不能在困难中坚持;没有良好的习惯,就不会有良好的基础和发展的潜力。我之所以喜欢处在困境中的学生,是因为我曾经也是从困境中成长起来的,知道困境中成长的不易。我想给困境中的学生一个机会,因为我知道他们会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就和我当年一样。饿虎虽然瘦,但下山后迸发出的能量比猛虎还大。要想在行业里成功,除了向上拼搏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习惯外,数学基础要扎实。

另外,工作起来脑子要灵活。例如之前我帮导师做的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的,但我只和导师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提供以前的样本。由此我建立了包含各种推荐信和论文评审的资料库。这些资料库对我后来工作效率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好习惯、大智慧

从2005年8月到2009年4月,时光飞逝,一切都是按我的计划实现的,不过没想到实现得这么快。在美国,我大概是第一个从计算机系转到商学院当老师的中国人,所以想从我的角度谈些体会和我的一些观察。

我在读博期间,花了很长时间观察学术界的牛人,包括我的两个博士生导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社会上的多种竞争归根结底是资源的竞争。学术界获取资源需要5种能力:研究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市场推广能力。首先讲讲研究能力。研究能力是基础,没有对研究方向的敏锐性和对研究的超强把握能力,很难有开创性工作,也很难服众;其次,要有较高的表达能力,让人知道你的非凡之处,同时能够把复杂的东西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本身体现的是一种艺术和气质;第三,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关乎领导力,包括组织大项目、大型活动(期刊)的能力。组织会议等大型活动就是建立获取资源的平台。西方国家盛行交互资源,成功组织一次会议,让参与者都能获取所需的资源,体现的是组织者超强的组织能力;第四,管理能力是成功人士成长过程中必须的生存法宝。例如助理教授,没学生、缺资金、没时间、没项目支撑,万事寸步难行。唯一的办法是高效地管理时间,巧妙地借助外力,管理财务量入为出,纵横捭阖。

很多学生有内涵,但不擅长表达,在待人接物方面缺乏职业化的素质。培养职业化的素质要靠平时点滴积累,专业化的自我锻炼。当有了职业目标后,一定要清楚职业需求,积极收集并建立该职业的知识库,以该行业的成功人士为榜样,进行观察和模仿。在职业知识库慢慢建立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相关材料,明确知道自己离目标还有多远,然后有针对性地学习、提高。

善于表达的一定也是善听的。常常听人说我的博士生导师在评审项目时做的总结报告很棒。这就归因于他善听。他开评审会前很少读项目申请书,通常在仔细听每个人对申请书的意见后,就能把握住申请书的优缺点,了解评审会的“政治”态势,并做出很好的评审总结。

在学术界,成功的教授很多,但成功的路各有不同。我的祖师爷(副导师的导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拉马姆提(C.V.Ramamoorthy)教授传授给我一些当教师的经验:对学生,要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帮助他们成长;对金钱,要看得开,钱散人聚,钱聚人散;对科研,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要把握住把科研转化成生产力的机会;多交朋友,广结善源。

人们总是喜欢给他人的成功找理由:运气好。其实成功的人靠的是“内功”:好习惯、大智慧、擅学习。要想成功,就要锐意进取,难得糊涂;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有犀利的观察力,有容纳百川的宽容;有锲而不舍和忍耐的精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凡之处,难点在于如何挖掘。用数据挖掘的思维考虑,就要有4个给力:观察力、思考力、决策力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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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教授在美国的生活

作者:何毓琦

【作者简介】

何毓琦(1934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长期从事系统控制科学及工程应用研究,在最优控制、微分对策、团队论、离散事件动态系统和智能系统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动态系统现代控制理论的创导者之一。

生于上海,1949年(15岁)前往香港并在香港完成高中教育。1950年,被麻省理工录取(16岁),并在1953年(19岁)拿到电子工程学位,1955年拿到电子工程硕士学位。在Bendix Aviation工作三年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并于1961年拿到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然后留校任教。1965年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2001年受聘清华讲座教授。

【正文】

一、自我介绍

今年(2007年)四月初,科学网请我来开博客。我的中文不好,虽然能听能看,写起来可要差多了,拼音也不会,没有学过简体字, 也不熟悉中文的文字处理软件,所以主要用英文来写。但是,我了解不是每个读者都是科学家或英文通,所以我现在再用中文自我介绍一番,申明我的背景、立场、写博客的宗旨。

我十五岁就离开祖国,成人教育(高三、本科、研究院) 都在国外念。但是小时侯,我也念过四书及古文观止,所以看、讲、听还可以,不过中文写作能力与英语一比,就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我差不多每年回中国一次,目睹中国这二十八年的大进步。我想我对于中国的认识同一些西方的中国专家不同,可能更深刻一些。其次,我又亲历所谓的”美国的半世纪”(1950-2000),可以有一种不同于中国人对美的看法。再次,我容易讲一些你们不便讲的话,外来和尚的经容易听一点。最後,我四十多年的科研经验写下来可能对年轻学者有些帮助,让他们可以少走弯路。 这是我写博客的几个初衷。

我还要说明一下我写博客的底线。我说的都是内心实话,我也不预备谈政治。我欢迎反馈,但是我不会同你抬杠和争论,一般情况下我没有时间对每个反馈一一回复。

我的博客已经写了一个多月,学了到些什么?好像二种文章受欢迎:

1. 美国生活感悟。美国有一个出名的广播员Alistair Cooke,他是美籍英国人。从 1946年开始到2004年死前二个月,他每周广播15分钟”美国来信”(Letter From America),受全世界听众欢迎。我想模仿他的作风,当然文章不能同他比较,但是志於上者得于中,至少内容希望引起读者兴趣。

2. 学术教育心得。这是我每年来华和写网文的主要贡献,帮助下一代。我愿意继续写这一类的文章。

最後,我要坦白承认我开始写博客时的一个错误。我说我一个月最多写一次博客,但是受到众网友的支持与欢迎,自己的虚荣心上升,一个月写了十几篇,同时每天花很多时间在网上。这对于我的中文程度大有帮助,同时又增加了许多对中国的新认识。

二、哈佛 VS 麻省理工

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度过的。

我从麻省理工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1961年起一直在哈佛任教。这两所学校相距不到两英里,学生们可以互相选课,在一所学校学习获得另一学校的学分。在科学技术领域,两所学校开办了很多联合学位方向,研究人员也经常合作。然而,两校在教育理念和教育传统方面有诸多差异,很值得对比研究。

麻省理工的规模要大得多,学生人数和课程也多得多,他们努力确保其毕业生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均水平。从麻省理工毕业的人,肯定拥有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独力学习新知识。麻省理工的每门课业都相当繁重,大小考试不断。学生必须在这些考试测验中表现优异才能获得这门课的高分。

我记得1955年离开麻省理工投身企业界的时候,我对电子学和伺服系统的最新进展知道得很多,可以立即着手研究这些领域的前沿问题。然而我的第一任老板也是个麻省理工博士,他派我去学习电子计算机,当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但是在麻省理工的训练使我完全能够自学。因此我后来在数字和电子控制方面取得了三项专利,还写出了我在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实际上,1958年我决定重返校园的时候,那家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将我的发明产业化。

相反,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就更自由化一些。尽管哈佛学生要读的书也很多,考试测验却很少。常见的情况是,一门课的成绩完全由一篇期末论文或者一次期末考试来决定,甚至连博士资格考试也主要依靠一次三个小时的口头答辩,而不是像麻省理工那样既要通过复杂的书面考试又要通过答辩。(各系有权规定本系的资格考试细节,我这里讲的是总的情况。)简而言之,麻省理工的教学目标是确保每个学生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而哈佛采取了一种更”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某个学生有点小聪明又不太刻苦,只要选那些容易的课程,再找几个不那么严厉的导师,也能获得博士学位,还有大把自由活动的时间供自己随心所欲地支配。

因为我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又在麻省理工求学多年,我刚到哈佛的时候很不习惯,觉得他们的做法太古怪了,我经常奇怪某个学生怎么连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有时候我甚至质疑某个学生凭什么得到哈佛的博士学位。但是天长日久,我开始改变看法,我开始发现这两种精英培养理念、教育思路都有其可取之处和必要之处。麻省理工是批量生产,所以必须保证向社会输出大批合格的毕业生,对学业的种种规定和严格的考试有助于确保其”产品”的质量。相比之下,哈佛的科学技术学科的规模要小得多,所以目标也不一样。(哈佛的整个应用科学和工程学院只有麻省理工电子工程系三分之一那么大。)哈佛的教育理念更加开放自由,它不打算同麻省理工竞争,也不打算覆盖所有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它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其它领域,到其它系去选课,比方说经济系和哲学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希望它的学生享有独立探索的自由,而不是投机取巧。大致说来,麻省理工设下了较高的产品平均质量标准,而且质量水平比较均匀,而哈佛也设下了较高的平均标准,但是毕业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有的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这一点可以从哈佛与麻省理工的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和孕育的高科技公司的数量对比上得到部分验证—-尽管两所学校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但是哈佛孕育了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麻省理工孕育了更多的高科技公司。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证明其中一所学校的教育理念比另一所的更优越。这两者都为伟大的国家所需要,而且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的教育理念,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教育学生,从而使学生掌握独立学习的能力,掌握提出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都是私立学校,因此他们不受政府的教育政策的限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对象上拥有独立自主权。早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常常抱怨中国教育和研究体制的条条框框太多,而且重数量不重质量。但是最近我开始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麻省理工的方法更有效,规章制度不严,就会天下大乱。当这个国家逐渐成熟,开始与世界接轨,向世界一流看齐的时候,将麻省理工与哈佛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就很有必要了,当然这也要看各个学校的性质、规模和目标。

三、我是如何获得我的终身职业的

1959年至1960年,我开始在哈佛学习,目标是做一篇有关控制和系统理论的博士论文。哈佛其实基本上没有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之所以选择了哈佛做研究生,是受了一本名叫《计算机控制工程》的小册子的诱惑,这本小册子正是由大名鼎鼎的Howard Aiken领导下的哈佛计算机实验室撰写的。(注:Howard Aiken通常被认为是电子计算机之父,1944至1955年之间他建造了Mark系列计算机。但是他关于计算机控制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到50年代后期的时候,他差不多快要退休了,不怎么搞研究了,但是仍然声名显赫。)

我很快发现,哈佛在控制领域做得并不出色,这个领域的一位年轻教授因为没有拿到终身职位,正准备离开哈佛,而另外一位是讲师,刚刚毕业不久,跟哈佛的合同是一年一签,开设一门反馈控制课程。所以基本上没人能指导我。

绝望中,我开始拼命读当时发表的控制领域文献,碰巧看到一篇R. E. Kalman和J. Bertram合写的文章,关于Dead Beat Control 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一种叫做”Kalman-Bertram Condition”的状态。我自己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发现K-B状态其实是一个线性代数中的线性无关性状态。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及其应用一起写下来,作为对Kalman论文的发展投稿了。与此同时,我写信给Kalman,请他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

当时,Kalman还不是很有名,(他那著名的Kalman滤波的论文一年以后才发表)。他很高兴有人(而且是个研究生)仔细研究了他的工作,对他的工作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寄给我一些正在撰写的论文的预印本,而且还把我对他工作的推进推荐给1960年召开的第一届美国自动控制大会(AAC),让我去做报告、发表论文。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Kalman。谈话中,他发现我真的彻底地研究了他的工作,而且实际上是当时很少的几个真正认识到他的工作重要性的人之一。(注:当时几乎所有控制方面的著名工作都在应用了Fourier与Laplace变换方法的所谓频域领域。Kalman的方法则在动态系统上使用了时域和微分方程模型,这在当时是非常离经叛道的,主流观点对此质疑很多。但是因为我还是个研究生,还没被主流观点洗脑,所以更容易吸收这些新想法。)Kalman还邀请我和他合写了一篇文章,将动态系统中的线性无关性的想法大大拓展,提升为”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现在这已经是控制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了。这篇文章很快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此外,我的一个同学Stuart Dreyfus当时正在帮R. Bellman编程,我从他那里得到了Bellman撰写的Adaptive Control: A Guided Tour一书的预印本,因此能够在其他人之前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两件事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帮助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而且可以说我的事业由此起步。

在我上面提到的AAC大会上,我的论文收录在Kalman担任主席的会议中,而且他的那篇著名的获德雷珀奖滤波论文也是在该会议上首次公开露面。作为主席和会议组织者,出于对其他演讲者的礼貌及作为大会压轴戏的考虑,他将他的论文放在会议的最后。这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不这样的话,Kalman演讲后与其他几个控制论专家长时间的辩论将会搞得观众心烦意乱(他的这篇论文当时被理解得不深,或根本没被理解)。我是第三个演讲者,在我之前的两位演讲者论文主题是传统控制论,当时我还是一个还未完成毕业论文的不起眼的研究生。会议前我曾花了大量的时间准备并演练我的演讲。因此,我这个晚辈学生的演讲有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我还预先准备了好几个问题应对听众的提问,从而能够对他们的问题给予简洁而清晰的回答。这给包括很多顶尖学者在内的听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并不知道,很多年之后我才知晓。)美国西北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Gordon Murphy就是当时的听众之一。他被我在大会上的表现所打动,随后约见了哈佛的系主任,表示他想要聘请我这个他初次谋面的哈佛学生(他后来真的给了我一个非常正式的offer。)

同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系统控制领域的国家会议,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看清了我所在领域内正在发生的重要的革命。我决定写一篇文章给哈佛的几个教授阐述控制系统学科的地位,我认为哈佛应该认识到这个发展。这一系列幸运事件使哈佛对我这个平凡的研究生另眼相看,而且决定给我提供一个助理教授职位,让我与签署我毕业论文的讲师一起工作。但是,当时进入航空航天领域阿波罗登月项目的工作前景使我十分心动,因为这一领域的工资要远远高于学术界。我是否应该选择哈佛很难抉择。出于一些说不清对错的原因,我妻子建议我应该考虑留在学术界,后来我们认识到这个选择其实是正确的。

当然,当一扇门为你开启之后,剩下的还要取决于你的付出。当你做出了职业选择之后,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你依然面临着着激烈的全球性竞争。在哈佛,我和同事(签署我论文的讲师)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们中至多一个人能留下来。这是一场诚实、友好但残酷的竞争,我们现在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我详细描述了这一系列事件和抉择是为了说明,运气、准备、主动性、建议,以及当机会来临时有能力抓住,在一个人的职业和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作用。至少在美国,你有机会通过你自身的优点获得提升,进行友好的竞争,做真实的自己,而不需要依靠关系,家庭出身,国籍或者耍花招。尽管中国当前存在种种弊病,但我对中国及时达到这一点充满希望。

四、学术界的杂交与自立门户

大多数美国一流大学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即反对雇佣自己刚毕业的学生。其理由是近亲繁殖对于研究机构的”血统”没有好处(这在生物学界已是众所周知)。毕业生在回归母校(如果有可能的话)之前,应该汲取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这样他才能更好地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样地,研究机构应该摆脱传统的固有思考方式,吸收外界的新鲜血液,以培育新的探索和突破。

然而在中国,现实似乎正好相反,教授们倾向于将自己最好的学生留在身边。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建立自己的门户,成为开山鼻祖,身边围绕着一群忠实的门徒。这是武侠电影和小说的传统。不过即使是在电影和小说里,我们也会发现,真正的英雄经常不得不打破传统,通过意外获得别派的武功秘籍而成为绝顶高手。固守本派者不论本门功夫如何精湛,始终在小说里充当配角。

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的当前实践却颇有自己的道理。团队内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倾向于用相同的方式思考和工作,互相庇护免受外来侵犯。这种安全感,这种得到周围的人理解和支持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很惬意。中国的家庭传统观念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团结。在中国的学术体系内,在发表文章和申请基金的时候拉帮结派,是有诸多好处的。不肯这样做的组织和个人只会损己不利人。因此,这种做法会不断自我加强,具有自己的存在逻辑。用博弈论来说,这是又一次的囚徒困境。

在我看来,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正是这种拒绝”杂交”的习惯造成了中国学术界创新的缺失?教育部是否应该下令每所大学都不应该雇用自己毕业未满两年的学生?

为了防止熟悉我过去50年学术生涯的人说我虚伪,我首先坦率地承认,哈佛大学在我1961年刚毕业的时候立即聘用了我,而我在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博士生2006年一毕业也立即被清华大学聘用。这两个例子虽然与我上面所说的相违背,但是它们绝对是例外,从后来的实际情况和事实来看是有道理的。我无需致歉。

哈佛各系是这样任命教授的:系主任与系里其他成员协商后,会任命一个委员会在特定的领域或学科里寻找候选人。因而,是整个系而不是单个成员决定这一机构的组成和方向。这个委员会广泛搜集高质量的候选人,最后向系里提交一份筛选过的候选人名单,以备最终投票。这个名单经过系里挑选后会上报给学校,由校长任命的另一个委员会会对此作出裁决。在哈佛,这一委员会由校外的人员组成,由校长领导,拥有巨大的权力。

各系必须向这个特别委员会给出自己选择的理由,特别委员会会向校长推荐,之后由校长单独作最终的决定。因此,单个成员要想建立拥有多为终身教授(同时他们又是你自己的学生)的门派是极为困难的。拥有大项目的教授可能会用项目资金雇用研究助理和博士后,但是这些只是暂时性的短期合约,并非永久合同。一个真正有雄心的学者会利用这样的短期合约来获得经验,将其作为垫脚石,但并不会满足于待在这样的位置上。

这就是哈佛和其他顶级研究型大学阻止近亲繁殖并促进杂交的方式。1961年,在现代控制与系统研究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在哈佛做博士论文,我当时根本没有导师。在我博士论文上签字的是一位讲师。但是,工程学院的系主任和另一位教授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兴领域,因此决定同时聘用我和那位在我论文上签字的讲师担任助理教授。过去45年的记录证明,他们这次打破常规的选择是正确的。随后的45年内,我没有推荐过自己的任何一个学生担任本系的终身教授。我所有的同事是在我的推荐下从校外招进来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学生当中没有杰出的候选者,而是因为我尊重这个传统。事实上,许多我这个学科的学生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名望。

至于清华大学聘用我第一个清华博士生,我自己心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学生本质上接受的是哈佛的教育。2001年到2006年间,我根据在哈佛的教义在清华教他,一周一次(有时一天一次)用E-Mail与他进行研究上的交流,与他合作撰写论文和我的最新一本书,邀请他到哈佛长期访问,安排他到多个美国高校访问并作报告。因此,清华本质上聘请的是一个海归的哈佛博士。这也正是我在清华工作的目的和责任—-向清华研究生课程注入新的思想和世界惯例。

因此我要重申,杂交是一种传统,但并不是一个永远不该被打破的铁律。原则就是要能够促进年轻学者创新和独立的思考。

另外,为了管理大型研究项目,可以指定一位研究助理或高级研究助理担任二把手,只要项目持续获得资助就行。他们的合同期不定,如果资助终止了,二把手会提前一年得到合同终止的通知。这些助理在学术事件中责任少,权利小。他们有能力,但野心不大,乐于担当这样的职位。这样的职位可以称为”金字塔之外的职位”,发展的前景有限,但是在大牌教授的羽翼下会过得很舒服。

五、一个大学教授在美国的生活

除了在企业全职工作了三年,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尽管我一直供职于一所大学,但是我在伯克利、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伦敦帝国学院做过整学期的访问学者,而且还对全世界无数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行过短期访问。因此,将我40余年的经历与中国读者分享大概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当然,美国大学的种类很多,我将主要讨论研究型大学。一些非常优秀的纯教学院校则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如马萨诸塞州威廉姆镇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和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斯沃特穆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最后,下面写的都是我的个人经历,请不要当作普遍情况或者真理。

在一流大学晋升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第一,成为一名伟大的教师(仅仅优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你能够在教授常见本科课程(比如基础经济学、基础物理、计算机入门等课程)的时候发挥创造性和组织能力。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从学术水平上讲,一个系里能够教这种课的老师很多,你必须表现出超常的教学和创造力。另外,学校里选课人数众多的本科课程其实很少。我在哈佛待了40多年,经常看到非常优秀甚至近乎伟大的老师没有拿到终身职位,不得不离开哈佛。(美国大学盛行一种制度,即所谓的”七年试用期”,在这七年里,你要么拿到终身职位,要么走人。不遵守这”七年试用期”的学校会被列入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黑名单。)

另外一个晋级的途径,当然就是搞研究了。教学基本上只是一个本地行为,而研究则是世界性的。对学校来说,一流的研究工作的”性价比”比教学要高得多,因此学校更看重研究。然而在一流大学里,你的竞争对手是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比如在哈佛,在决定你是否能够拿到终身教职的时候,学校会特意把你与世界上同领域的权威放在一起比较。

我是在1965年拿到哈佛的终身教授职位的,那之后的30年里,我们系没有授予任何一位系统科学领域的年轻教授终身职位。尽管哈佛校长和各系主任绝对不敢承认,我早早就意识到而且不断地教导年轻同事们:”哈佛付你钱是为了让你维护并不断提高它的世界声誉的,别的都是次要的。” 因此黄金法则一:尽早建立你的国际学术声誉。

为了搞研究,你必须有经费、有学生。实际上,如果没有经费,你根本不可能供得起学生。在美国,尽管有各类奖学金,大多数研究生还都依靠导师的科研经费支持着。一般一个研究生一年要花掉导师五万美元。如果你的组里一直保持五到六个研究生的话,你每年最低必须保证25万美元左右的预算,而你必须和全美国的同领域科学家们竞争来争取这些经费。你不用指望研究生的头两年能有什么回报,博士生只有到了第三年第四年才开始出成绩,所以导师在录取研究生的时候是做出了很大投资的。我认识不少同事,跟我发誓赌咒再也不招中国学生了,因为他们来一两年就跑掉了,要么转去一个更好的学校,要么有了别的什么机会。不错,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从法律角度看,学生没有义务必须读完博士,但是从道德角度讲,导师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你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然而,并不是所有中国学生都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行为对于后来想来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等于是过河拆桥。

还有,一个一线大学教授至少要花25%的工作时间在编写基金申请书、准备研究报告和撰写论文上。因此黄金法则二:擅长写作和演讲,了解什么是最前沿的课题,也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当然了,如果你能开创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说服全世界这就是最前沿的,那就更棒了,所谓”英雄造时事”。)

黄金法则一和黄金法则二意味着你必须让全世界知道你是谁。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优秀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在学术会议上好好介绍你的研究。很多科学家以为搞科研是最最重要的,相比之下,写论文和做报告不那么重要。但是实际上,除非你提出了相对论或者搞定了人类基因图谱,你的研究要跟成千上万和你一样聪明的人竞争。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有个好想法,写篇好文章和给个好报告是三项独立的而且同等重要的工作。每一项工作要付出的艰苦努力都是完全不同的。要想做个好报告,仅仅从论文里复制拷贝制作一套PPT是远远不够的,对着论文照本宣科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本来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做的报告惨不忍睹,令人不忍卒听。实际上,一个好的报告应该能够让一般听众听懂,同时又给专家同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统计数据表明,一篇普通的发表了的科技论文的读者只有5位,其中还包括了论文的编辑和审稿人。但是,一次优秀的讲座的听众可能多达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大多数听众一个月后大概都不记得你讲座的具体内容了,但是多年以后他们可能还会记得,你的那次讲座非常成功。这种针对听众的讲座能给你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目前,各种政府基金管理机构的官员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主要就是为了了解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发现那些值得资助的人。你给报告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坐在听众中间。那么,让你的报告清晰易懂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然而,我还是不断地碰到很多研究出色的科学家在做报告的时候完全无视听众的存在,报告晦涩难懂,让人觉得他非常傲慢无礼。我年轻的时候,如果听不懂别人的报告,就怪自己无知;现在,如果我听不懂一个人在说些什么,我就怪那个作报告的人。让报告清楚明白、不浪费我的时间是他的责任。我的座右铭是”完全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适当地明白任何事情。”

多年以来,投身学术研究意味着接受一种较为贫穷的生活方式,因为学校的工资低于工商业界,但是至少在科学技术领域,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为工业界做咨询可以大大增加你的收入,但是做咨询的真正好处在于你处理的是一些实际问题,你经常会受到这些实际问题的启发,转向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你取得任何一点成绩都会有一支”拉拉队”自动为你欢呼加油。你根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说服别人你的工作很重要。你也不会钻牛角尖,在一些没人感兴趣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意识到咨询的这一好处,允许教授每周一天时间用于咨询工作。就我而言,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不断地从事咨询工作,而且我敢说我所有绝妙的研究想法都来源于某项咨询工作,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项咨询项目所知甚少。合适的咨询工作会创造”三赢”的局面:客户赢、学校赢、你也赢。

投身科研的另外一个次要好处是你可以借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周游五湖四海。商业界的人出差,时间都很紧,基本上来去匆匆,没什么休闲的机会。但是研究人员出差,会前会后都能找出观光的时间来。比起旅行的全部费用,你自费的部分是很少的。有本旅游手册叫做《有生之年必去的1000个地方》,我在40余年的学术生涯里,已经和我太太去了这1000个地方中的230个,还不算很多这本书没有列出来的地方。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走千里路胜读万卷书。”旅行能够让你增长见识,而且在学术界你会和很多第一次见面的国际同行交上朋友,因为你们的研究兴趣相投,所以能够一见如故。他们是你最好的导游。(有一次,我让我的一个中国研究生招待一位南美同行,她回来以后非常兴奋,告诉我说这个陌生人竟然能够理解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中的种种精妙之处,尽管他们来自两个隔着千山万水的不同国家,年龄相差很多而且以前从未谋面。)

至于研究的乐趣嘛,当你在数个月的艰苦工作后第一次有了不错的发现,你会陷入几秒钟的狂喜—-全世界你是唯一一个认识这个真理的人。这样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彻夜难眠,有时候甚至会高兴到胃疼的地步。我没有在商业界待过,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是我想这种发现的喜悦大概不亚于赢得一个大订单或者在股市大有斩获。要是我一年能享受一次这样的喜悦,我就很满足了。一个人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审查他一生撰写发表的所有文章,也许只有10%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这和旅行很相似。你很高兴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只有几个地方让你终身难忘。

最好的一点是,搞研究的人时间比较自由,基本上你可以自行安排。你是你自己的老板。和普通商业界人士比起来,除了申请经费,你不得不做的无聊重复的工作要少很多。你可以在你真心喜欢的工作上投入差不多50%的时间和精力。我一直告诫我的学生,如果你50%的时间喜欢你正在做的工作,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工作!因为你喜欢你的工作,所以你会格外刻苦。节假日和平时没有区别。一天工作20个小时、一周工作100个小时更是家常便饭。我已经这把年纪了,而且正式退休了,每天醒着的一半以上的时间还花在学术上。

六、一个美国教授的生活(续)

下面,我来谈谈美国教授普遍关注的几个问题,因为很多中国学者正在努力攀登美国的学术金字塔,而更多的中国学生渴望得到这样的机会。

1. 终身教授。

在中国这意味着终身职位或者铁饭碗。在美国,这意味着无论你持何种政见,无论你对各种社会问题持何种态度,除非你所在的院系被解散,或者你犯下重罪,否则你将终身不会被解聘。如果你胸无大志,只想在余生(被评上终身教授后)当一个普通的老师,那么你也可以仅仅满足于完成工作任务,或者像被人轻蔑地说成的那样,”退休或者睡大觉了”。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大学里的一小部分教授属于这一类。这样做也无可非议,因为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但是,在一流大学或者渴望进入一流行列的大学中,院长和(或)系主任是无法容忍这种现象存在的。你被评为终身教授的原因在于,学校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你所做的贡献远超过常规的教学工作。学校期待你能申请到外部科研经费资助几个研究生,或者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为系里增光,或者开设全校范围的通选课,成为一名极富创造力的教师,或者擅长并热爱大学的行政工作。如果这几点你全都做不到,那么教务处有许多非正式的手段让你的日子不好过,最后为了自尊你不得不辞职。

2. 申请科研基金经费。

以我40年的经验而言,申请基金的竞争是相当公平的。如果申请书写得不够吸引人,研究计划不够严谨,”大牛”与无名小卒一样会轻易地被拒掉。绝大多数项目评审都须经过”同行评议”。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机构里的项目官员要么是受过高级训练的出色的技术专家,要么是学术休假期间临时服务的科学家,或是决心加入政府的前科学家。国防部的项目官员对基金审批有更多的自主权,尽管如此,他们做决定时也会参考同行评议的意见。他们的存在同样也帮助纠正了同行评议的一些错误。如果不是他们,著名的”卡尔曼滤波器”在1950年代末恐怕就会被”同行评议”毙掉了,最后它其实是受到美国空军的资助。在以后的很多年里,美国空军一直拿这个例子作为证据,要求获得更多经费支持基础研究。

还有些研究项目需大量人员集体协作,针对性和导向性都很强,这样的研究有可能获得大笔基金资助。但是这经常会引发与大学的教学研究宗旨之间的冲突。尽管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学可能会暂时容忍与大项目的冲突,但是大部分名校则会担心这样一来本末倒置了。他们的典型做法是,另外成立相关但是单独的实体专做这个项目,而不让其成为学校整体的一部分。大学里的教授们可以担任该研究所的顾问或者兼职研究员,但不能担任所长或者进入管理层。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它是冷战时期为了应对跟国防有关的需求而设立的。

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也可能获得工业界的资助,但是这类资助仅占大学经费的一小部分。原因之一是工业界非常重视保守研究机密,排他性较强,而大学则提倡学术开放和出版自由。令大学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和私有企业之间经济利益的纠葛。因此,尽管教授可以有偿担任企业顾问,按照每周一天的标准为企业工作,然而,学校通常规定教授不能担任企业管理层的职位。大体上来说,在像哈佛这样的大学,教授的行为应该像”凯撒的妻子”一样,无懈可击,远离任何可能的利益纠纷。清白的名声和声誉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对教授也是如此。

3. 支付研究生和院系开支的费用。

美国几乎所有研究生的费用都是教授们支付的,至少科技领域是如此。每个研究生每年至少要花费大约5万到6万美元,有时在学生入学头两年,学校会设立奖学金或者助教岗位来资助学生。但是两年之后,教授需要挑起所有的担子。此外,院系还另外向教授们征收人头费来支付一般办公用品、电话费、秘书工资等等。因此,即使你没有带研究生,你也需要间接承担系里的一般费用(我知道一些教授必须自己买粉笔的例子) 。

4. 教学工作和教科书的编写。

如果你极擅长教学,又能写出优秀的教科书,那么即使不做研究,你也能在一所一流的大学生存下去。保罗•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位获得者,以撰写了出版史上最受欢迎的教科书而闻名,据称该书的印刷量仅次于《圣经》。该书历经无数次再版,事实上,当萨缪尔森已经老得懒得再更新的时候,就由继任者更新再版。为了交所得税,萨缪尔森还得专门成立一个信托机构来处理这本教科书带来的版税,多么成功的作者啊!冒着自吹自擂的风险,我想说其实我也是系统控制科学领域最佳畅销书的合著者(1969年我拿到终身教授职位后)。40年来,尽管该书没有再版,仍然每年都能卖掉几百册,中文版和俄文版的销售量则不详。

5. 担任行政职位。

美国大学里尽管每个人都是她/他自己的老板,但是研究机构仍然需要行政管理以保证平稳运行。与职权明晰的商业及政府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学教授都是终身制的,不会被开除。他们也不听不是教授出身的行政领导的指挥。因而,在大学里被聘为终身教授之后的另一条升迁之路就是走向行政岗位,这条道路的尽头是最终成为大学校长。出身是教授,发表过论文,就意味着你懂得”教授的游戏规则”。你的话会更有说服力。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良好的社交能有助于做成事情。跟拥有聪明的头脑一样,擅长这类管理技能的人也很受欢迎,会受到学校鼓励。

简而言之,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仅仅是学者生涯的第一步。而压力则会一直与你相伴,直到退休,甚至退休之后。即使没有别的压力,仅仅你的自尊心就足以鞭策你奋斗不止。毕竟,没有人想被贴上”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标签。学术界流行的笑话是这么说的,”你的最高水平就是最近一篇论文”, “像爬抹了油的竹竿一样,为了待在原位你必须不停地往上爬,许多人都想拉你下来,因为他们都想要超过你。”普通大学教授的日子绝对不是玫瑰花铺就的。美国教授的日子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舒坦。

来源: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0/11/life_of_an_academic_in_the_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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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人的感悟与准则

我知道现在谈这个太早了,但是在生活中我常常被人误解,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还是为自己总结一下。防止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

1. 长辈与老师不一定比我聪明,他们的经验与哲理很有可能是错的。

2.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承诺。有些承诺其实是无心的。

3. 朋友没必要多,一堆所谓的朋友不如几个挚友。

4. 任何事不要停留在兴趣。我曾经因为兴趣而建了博客。现在我搞真的网站了。

5. 不要抱怨生活。

6. 自己最重要。

7. 别后悔。坚信自己做过的决定都是最好的。

8. 自己做决定。太多的参考意见只会让自己更纠结。

9. 任何人终究要离我而去,珍惜当下,好好告别。

10. 网上的朋友,只能用来打发寂寞。网络永远不是真实的。

11. 不要去当个好孩子。所谓的好孩子只是管理者权力的象征。

12. 不要为了人际关系,逼着自己做好人。做一个做好事的坏人,不要做做坏事的好人。

13. 不和眼界不一样的人争辩。

14. 别和自己最亲的人发脾气。遇到意见不合,尽量选择沉默。

15. 别和别人走得太近,那样会导致失去他。即使我感到孤独我也不一定会找别人。因为我知道别人不一定喜欢整天被打扰。

16. 把电脑当做一个生产力工具。如今,PS4, iPad都是更好的娱乐设备。

17. 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无论是多出门,还是跨过防火长城,都能看到许多精彩的东西。

18. 原则上不可以不代表真的不可以。规则是用来打破的。现实是可以靠力场扭曲的。

19. 不要以为自己不说别人就能明白。想说的话就说出来。

20. 喜欢的东西,有能力就买。不然以后会后悔。

21. 不占别人的便宜。音乐、电影、游戏、软件、都是有版权的。

22. 多关注体育。即使不擅长,也要多看,这能舒缓心情。

23. 少刷朋友圈。把朋友圈带到现实里面去。我觉得,和朋友见面,比聊QQ快乐得多。

24. 遇到了问题,该找谁找谁。

25. 勇敢做自己想做的事。别怂,不要害怕因此而得罪人。

26. 计划没那么重要,团结和默契才是最重要的。我排过许多表演,但我觉得排配音比赛和Daily Report才是最幸福的。

27. 多发现自己喜欢的事物。《暴走大事件》《万万没想到》《生活大爆炸》陪我度过了多少个孤独的夜晚。

28. 身边无论少了谁,生活都还得继续。

29. 不要太在乎外界的评价。

30. 奖状的存在是应为人们的健忘。无论多大的荣誉都会被忘掉。

31. 别和要好的朋友谈钱。这真的很伤感情。

32. 人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不一定是正确的。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正确的事情一般都是正确的:上班上课准时、尊重他人……但却并不是真理,不必人人遵守,不必都要朝着大众认为的正确的方向去做。但也记住,自己认为正确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33. 没有了平常的生活才会感到不快乐。

34. 别管闲事。管好自己。

35. 准备一个 Plan B, 有的时候时候才会庆幸自己选择了 Plan B.

36. 不作恶。就像 Google 一样。

37. 别把钱交给腾讯。有许多比这更值的用途。

38. 玩游戏没什么不好的。曾经我很抵制游戏,后来我发现游戏比许多事情更有价值。

39. 珍惜友情。

40. 对不想做的事情坚决说 No, 不要担心会伤人。说 Yes 以后才会伤人。

41. 任何感情的记录都不要删掉,即使不想被看到。有时很久以后才会想着找出来。

42. 别想着改变别人。也别让自己被改变。坚持最初的信念。

43. Let everything go. 没什么事情值得整日深思。

44. 多看电影。那里面包含了许多人的人生。

45. 身体可以宅,但脑子别宅。我喜欢宅在家里,这没什么不好的。但眼界要开阔。

46. 别搬到别的地方。我从南通搬到上海又来了苏州,但每一次搬家我事后都会觉得还是原来好。

47. 没有事情是绝对对立的。我喜欢巴萨,也喜欢皇马。我喜欢 Apple, 也喜欢微软。我喜欢《暴走大事件》,也喜欢《万万没想到》,我喜欢羽泉,也喜欢Beyond.

48. 珍惜损你的人。那是真爱。

49. 别听从别人的建议,别人不懂你在做什么。

50. 没有人生经历是可以照搬的。所以,请不要因为这篇 Blog 而改变你。请把这当作我的瞎扯。

作者与原文链接:Jimmy’s Blog www.zhangjichi.com/my-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