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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天空为APEC而蓝

一次成功的国际会议的代价是什么?随着一系列政府命令开始生效,以让中国首都为将于周三开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峰会做好准备,烟雾弥漫的天空、搅乱的工作日程、突然断奶的孩子等等这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中国节能协会网站上的一篇报道则写着“备战APEC”。

其中许多措施都旨在让这座城市被污染的天空变得干净。周一,用于缓解交通和排放的特殊规定生效,下令机动车按车牌尾号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多则新闻媒体报道和传闻称,这一规定影响了人们出行,以及部分卡车对食品和其他货物的运送,包括牛奶宅配。

为了减少交通拥堵,方便前来的政要,政府机关和学校已被要求在会议期间放假,用这里的出租车司机的话说叫做“交通管制”。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补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学生不得不同意,在上一周和下一周连续两个周末的部分时间上班和上课。

这就意味着,同时有成员在政府机关和私营领域工作,或是同时有孩子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就读的家庭,放假时间不同,导致了安排方面的问题,乃至争吵。感觉到或许可以从辛苦的工作中脱身几天,许多帮助富人打扫卫生、照料孩子的低收入“阿姨”希望在这几天请假,结果却被愤怒的雇主断然拒绝。

此外,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称,因为会前几天就要封闭不能回家,APEC峰会会场的服务员屈丹不得不早早地给孩子断奶。

“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屈丹告诉新华社,“然而孩子才一岁,还没断奶。”

她镇静地说道,“冷不丁断奶自己心里有些受不了。前几天晚上,想到即将断奶,我还哭了一场,说舍不得孩子。老公安慰我说没事,特别理解我。我觉得有些个人的困难就自己消化吧。”

最令人震惊的可能是政府命令工厂关闭,以“消除”北京的污染的举措。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不破坏目标,放缓增长,这些工厂事先增加产量,官方媒体的报道称这个过程为“调整生产”。这转而可能加剧了10月份的空气污染,该月的污染确实非常严重。

“有害”或“重度污染”的空气已经成为这个季节的常态,而“秋高气爽”的秋季本应该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十月的大部分时间中,雾霾都笼罩着北京,促使人们戴上了防污染的口罩,导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的选手们放弃比赛,大家都在抱怨——从商店店员到交际名流。

北京梅塔科咨询服务公司总裁许中波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钢铁厂在很久之前就收到了政府发送的信息,要求在APEC期间停止生产,因此它们相应地改变了生产计划。”这意味着10月份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但11月的情况可能会好转。

许中波表示,那些通常会关闭进行维护的设备保持运行,因此很容易增加产量。

“通常,鉴于设备能力有限,大约有80%的设备用于生产,剩下的大约20%进行清理和维修检查,”他说。“但由于在APEC期间工厂不能生产,它们在11月之前使用所有设备进行生产。”

钢铁厂污染最大的生产程序是烧结工艺——熔炼过程的一部分。他说,“烧结污染最大,所以近些天来雾霾真的非常严重。”

他解释称,设备通常在经过清理和检查后投入使用,但为了增加产量,工厂现在已经跳过这一步。结果带来了破坏性很大的污染,导致很多人咳嗽,伸手去拿口罩。但对于政府来说,这么做似乎非常值得。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许欣、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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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征地冲突中21人被捕

中国当局宣布,21人因涉及有关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开发项目的暴力冲突已被逮捕,暴力冲突造成9人死亡,24人受重伤。

发生在10月14日的事件是近年来此类冲突中死人最多的一次,其残酷程度(有的受害者被人点火烧死)在国内引起震惊,而人们对土地开发引起的小规模暴力已经习以为常。

昆明市政府周二表示,被捕的包括一家建筑公司的6名员工和15名当地村民。政府的公告说,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从8人上升到9人,因为一名受重伤的工人在当地医院治疗无效死亡。

事件发生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管辖下的半农业地区晋宁县,当地居民与开发商的冲突由来已久,冲突在10月14日爆发为大规模暴力行动。数百名身穿辅警制服,携带盾牌、催泪弹等防暴装备的工人被卡车运进晋宁县的富有村,试图恐吓居民,迫使他们放弃抵制在当地修建一座工业产品物流中心。

政府说,一些村民抓了8名工人,把他们捆绑起来,并殴打了他们,然后往他们身上浇汽油,放火焚烧。8名被抓工人中有4人死亡。另有2名工人以及2名村民在暴乱中被殴打致死。

村民们希望能得到更好的征地补偿,他们还抱怨建设工地造成的洪水淹了他们的菜田。自五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封锁施工现场,双方在夏天爆发过暴力冲突。昆明市政府说,由于开发商争取恢复施工,10月14日爆发了骚乱。

在中国,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冲突并不少见,地方政府往往是建设项目的推手,因为项目可以增加土地转让的收入,创造经济增长的象征。一些当地的土地持有者为得到更高的赔偿坚守土地,还有的开发商贿赂地方官员来支持自己的项目。

除了那些因暴力行为在晋宁县被逮捕的人外,共产党在当地的反腐败机构昆明市纪委表示,已有16名官员被停职或免除公职,并已对他们与开发项目的关系展开调查。富有村村委会主任李加明因涉嫌受贿已于10月21日被逮捕。

Source: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1030/c30ar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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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对中国动真格的了

从香港到新疆,中国都在严厉地压制政治异议,而且它和俄罗斯、伊朗、朝鲜关系紧密。这让许多西方领导人从上世纪90年代就怀有的一个梦想破灭了——他们本以为,“建设性接触”最终会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更开放、更民主。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变得更自信、更强硬,也更封闭。邓小平启动经济自由化35年后的今天,共产党面对着剧烈的社会矛盾,正在运用物质上的繁荣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其合法性。它既抛弃了走向民主的转变,也没有承认人权和公民权——美国原本希望,中国取得惊人的经济崛起后,就能产生这些转变。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是精心计算的自身利益,罔顾美国努力推动的国际制度、标准和义务。中国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看做竞争者,以及潜在的对手。

究竟哪里出错了?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时,北京寻求与华盛顿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从而遏制其感受到的苏联威胁。到80年代末,中国不再担心苏联,不过仍然愿意倾听,也愿意学习美国军队的经验。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感到赞赏。在这期间,中国积累了农业、工业和技术实力,军事现代化一直是次要的任务。迟至2005年,在了解自身实力提升的同时,中国仍在羡慕美国。当时有一位人脉广泛的年轻共产党领导人对我说,“中国知道你们和英国是好朋友,是英国把世界的领导权交给了你们。中国希望成为美国的好朋友,这样你们就会把世界的领导权交给我们。”

如果说中国对美国的评估有一个转折点,那可能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后续事件。尽管仍然尊重我们的军事实力,但是中国开始认为美国是一个陷入颓败的体制,其经济债务负担沉重,其政府无法正常运行,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也很容易会被取代。在2011年,一个位置显赫的中方人士告诉我,中国的新领导层希望主导南海;地区内的竞争者,如越南,要屈从于它的雄心,不然就会“受到教训”;而如果美国干涉,我们的资产也会成为目标。

到2013年,此人的警告显得更加险恶:“我们能看到你们的隐形飞机”;“我们有自己的GPS系统,而且能击落你们的”;“我们了解你们所有企业,甚至NASA的技术,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科学家为你们研究的”;“你们没办法与菲律宾建立任何军事联系,除非我们允许,因为中国通过香港每个月向菲律宾汇款35亿美元”;“中国造船厂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一直在不停工作”;“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4月,有超过30艘船下水”;“到2019年,中国部署的航空母舰将达到四艘”。

中国不寻求发起冲突,它通过灵巧地运用传统外交手段,并配合以巨大的经济实力,就能达到大部分目标。但中国也不会回避冲突,它过去就曾“先发制人”,而不是防御性地运用军事力量。危险在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寻求让外界承认其实力和权利时,无论是蓄意为之还是出于误判,都可能掀起冲突。

然而美国面临的更深层的战略问题在于,中国对贸易、法律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全球机制所构成的更为根本的挑战。这套机制是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战略崛起耐心、细心、有远见,对于上述机制全都造成了威胁。就像美国寻求让全世界采纳民主价值观,在国际行为中遵从美国的规范一样,中国也会寻求推行一些机制、建立一些关系,来支持共产党在国内的统治,推动各国不应干涉别国事务的政策。

如果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利己主义组织原则占了上风,那就意味着,包括法治在内的西方制度与价值观会遭到根本性动摇。这将是一种倒退,是回归到力量均势与势力圈的19世纪理念。按照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说法,问题在于,“中国能否与我们合作创建一个国际架构,从而让我们或许可以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一个崛起的大国能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并能促进和平与进步?”

在剖析中国的时候,美国必须超越简单的历史类比。在规模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代表的挑战,要远远大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个世纪前的德国,虽是一个有战争意愿的崛起中的强国,但它从未在人口与工业规模上匹敌美国,而且30年代以前没有形成凌驾于法治之上的单一政党统治。中国也不像经济上隔绝于世的苏联。历史上并不存在先例。

20多年来,美国的对华策略在“接触”与“遏制”之间走钢丝,与冷战期间美国的对苏政策如出一辙。奥巴马政府2011年底宣布的“转向”亚洲策略,被外界视作直接针对中国,是向遏制的一种转变。在转向亚洲的过程中,美国不仅调整了力量,还更新了与盟国的防务协议。美国正在进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谈判,旨在建立一个包含其他11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但中国被排除在外。

随着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更强势地推行其领土主张——包括一部分人甚至对冲绳提出了主张,而那里是美军的驻扎地——美国正被拖入地区争议之中。过去几年里,我们发现,该地区的日本、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均有求于美国。面对中国新近摆出的强势姿态,这些国家急于寻求保障和支持,但同时也担心会激怒中国。积极迫使我们在每个议题上在中国和我们地区盟国利益之间做出选择,将符合中国的利益。

美国将强调,在多边论坛上通过国际法来解决争端,并履行对盟国的承诺。相比之下,中国却把这种国际秩序及正式责任视作对己方严重不利。

对于前路之坎坷,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中国在按照自己的长期规划行事,背后的动力是其自身的利益。按照某些估算方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在未来10年里超越美国。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军事实力将颇为强大。这种实力包括航空母舰、陆基航空力量、潜艇和弹道导弹技术,均可用来对付美国部署在东海和南海的航母。就算没有任何军事冲突,西太平洋的力量均势也将影响中国到底是倾向于强势进取、威逼恫吓,还是做出妥协。

中国人必须明白,其不断扩张的军事实力会导致某些后果。例如,在中国不断夸耀其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的同时,美国一定不会排除加强其导弹防御系统的需要。我们应该坦率地向中国解释这种情况。中国正在密切观察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在那里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行动对亚洲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帮助中国了解,如果它坚定地与俄罗斯越走越近,只会激怒美国和我们的盟友。“转向亚洲”是合理的,但其代价绝不可以是牺牲我们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盟友的义务。

更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努力说服中国,它的利益并不在于狭隘的自我膨胀,比如扩大领土范围等等,而在于分担与其财富和实力相称的全球领导责任。全球性的治理机构——联合国(United Nation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并非十全十美,但它们仍是确保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最佳框架。中国无论有多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如果背离这些机制,也会落入孤立和防守的境地。

虽然从长远来说,美国人应该希望中国拥抱民主和人权,但在短期内,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有权建设自己的政府体系,对于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公平,也有其自己的标准。美国应该坚持要求中国像联合国所有其他成员一样,遵守《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我们必须帮助中国看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尊重基本人权之间,存在着区别。(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也必须证明自己接受了全球领导责任,例如,加入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步伐会像美国人希望的那么快。

在中国越来越流行的一个看法是,它将不可避免地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领导者,但这个愿景远远不算是板上钉钉。我们的自然资源、法治、创业文化,以及在高等教育和科学上的巨大领先优势,都是对我们有利的重大因素。世界各地的人都希望到美国生活和工作——富有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他们寻求美国法律的保护,推崇在美国找到的个人自由。中国就没有这些吸引力。

如果我们要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成为一支建设性的、制衡性的力量,美国就需要为自己制定一个长期战略愿景:基于能源独立的、强大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充满活力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坚定自信的、有耐心的、有盟友支持的外交;能在危机中与中国对峙的军事实力。随着这些方面的到位,我们就可以以一种促进全球繁荣和稳定的方式,帮助中国获得其应有的一个全球领导者的位置,成为一个可能与美国同等地位的国家。也许到那时,中国的领导人会觉得足够安全,能把真正的民主给予公众。不过,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Source: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1013/c13cl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