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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时代终结时,我们应该坚守什么?

原文链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1067 金融时报中文版

【李楯,1947年生,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作者2017年1月10日出席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7“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

古人说“天意从来高难问”——我不知道等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过去了。

“冷战”结束后,“人类发展”的概念和“千年目标”提出,人们看好前景,没有想到9·11、2008年金融危机、英国脱欧、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一个时代过去了。它需要我们重新认知,重新选择,前景是不确定的。

世界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那一轮的全球化结束了;中国国内,改革早就在行动上停滞了,前景是不确定的。

有时候我常想:中国为什么不是发达国家?是起步晚,别人欺负我们,别人怕我们发达,人多资源少,还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好?我认为主要原因不在前几项,而在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好。

那么,现在,外部有可能影响世界格局和发展走向的国家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有质的改变——比如特朗普所说的那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情势如果改变,中国想做“老大”,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全球,对国内一般人来说,成本会是什么?

由此,就要谈到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是:

第一,权力系统超常强大,权力不受制约,在系统内、外(党内外;国内外)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反对、制衡。但这种超强的权力,在国内的个人和各类人群的利益面前却不具权威,不被服从——党内出那么多贪官,“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明证。

社会的关键人群——担任公职的人、经营企业的人、从事专业高层工作的人,几乎失去了价值目标和伦理思考,唯利是图,多数人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说法。在国家层面上,维护“核心利益”有行动,实现终极目标无方略,甚至终极目标是什么都说不清了。由此,影响到社会,成为了一种机制,在利益诱惑和生存挤压之下,多数人言行不一,成了机会主义者。

一句话,权力既不受制衡,又不被服从,是中国在结构层面上的大问题。

第二,国家政策在“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以党为本”上纠结,或者说,在“以人为本”与 “国(家)-社(会)本位”(国民党在80多年前提出的中心法理)上纠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断。中国在国际人权两公约制定31年、32年后签署加入,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布54年后由执政党提出人权入宪,但是至今在人权保障上举措不定。人权,在不同人,不同人群利益不一的前提下,首先是关系到一个个个人的福祉的第一位大事,而不应该只是政治场域中的一张牌。

另外,说到权利,权利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共同根基。权利中的所有权,特别是所有权中的不动权所有权,至关重要。1982年宪法相对1954年宪法中关于不动产制度的改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立法修宪方面的滞后表现。当中国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立法上的滞后表现,为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设置了难以去除的阻障。

第三,国家政策在能不能、该不该平等待人上,始终纠结。城乡分治是计划经济体制留给中国的遗产。农业户籍作为一种称谓的去除是容易的,但当户籍不同成为一种身份上的制度差异时,就会使原来分属城、乡人口的人们,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在生存方式选择上,在可支配资金、可凭借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难以消解的差异。加上严重的社会不公,既加剧了贫富分化,又会使不同人群间的利益难以协调,诸多的社会矛盾都会由此产生。

另外,贫富分化,多数人消费能力低,也使中国特有的一种“大国家-小市场”的状况难以改变。人们都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是大市场,但实际上中国是小市场,大量的农村人,包括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加上城市低收入人群,在总人口中占大多数。中国的内需,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有与经济增长相应的上升。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小市场。

第四,国家政策在“可持续发展”和“不可持续发展”两种模式上,纠结不断。执政党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发展才可持续,但却仍然继续着60年来与之相反的做法——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今天的雾霾就和这相关——原因是中国有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受制衡的内在增长张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一种内在的增长张力,但是它是有制衡的,有法治,有劳工运动,有消费者运动,有环保运动,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的。而中国内在的经济增长张力是不受制衡的,它来源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恐惧,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才要这样搞经济,过去靠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就只有靠经济增长保政权。

我以为:军队、警察,不足以保长治久安,一个国家只有社会的主流认可现行政策,多数人不反对,才有和谐、稳定。而这就需要:对内,实施宪政,厉行法治,消除可以靠暴力等违法手段去反对当政者和现行制度的成规模力量产生的可能。对外,真心地践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但这两点在现在都很难做到。不以民生为第一,持武逞强,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治理污染,修复生态,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污染,有与世界别国有不同的地方。在经济上,是结构性污染,在政治上,是体制性污染。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和别国不同。我们应该注意到,污染和生态被破坏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是要危害子孙的。

以上,是每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两千年前,贾谊做《陈政事疏》,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而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说“安且治者,非愚则谀”——不是糊涂,就是谄媚。于是,陈述国家事势,以为: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长太息者六。今天,我仍然认为,指称形势大好,不是我的工作,而指出问题,是我的责任所在。

最后,在新的一年到来之时,对自己和对朋友们的期许,就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

不知其难而为,是莽撞和不负责任,知其难,知其不可,就不做了,是畏惧、苟且,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坚守信念。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作人有伦理底线的无奈之举。

我们这一代,包括今天在场的很多人,有比我年长的,更多的要比我小几岁。能做的事不多了——我今年进入70了。但是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把自己所经历的、知道的,说出来,记下来;把与中国相关的事进一步想明白,也尽可能地给人们讲明白。这几年,我觉得自己很难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事,我给中国人、外国人都讲不明白。我一直在想,我们用一种什么方法,能讲得更清楚些、明白些。

讲出自己所知道的事和主张,就可以启迪更多人去思考,当在这块土地上,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畅通地获取真实、全面、完整的信息,又能通过自己的辨析、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做出自己的选择时,这个社会就向前迈进了一步。

(注:李楯是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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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屏住呼吸

新德里——在接连几周的时间里,我八岁的儿子布拉姆(Bram)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吃力,他的药用吸入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然后,在我们搬到这个大都市九个月后的一个可怕夜晚,布拉姆的吸入器不再管用,他开始喘不过气来。

我妻子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她推荐了一家数英里之外的私立医院。我把布拉姆抱进车,我妻子带着布拉姆的哥哥也上了车。印度是世界上交通最混乱的地区之一,新德里夜间的街道上挤满了卡车,交通标志基本上是摆设。妻子在后座上揽着布拉姆的头,那是我们这辈子最可怕的旅程之一。

我们到达医院后,医生给布拉姆输了类固醇(并且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治疗,直至我用信用卡支付的1000美元到账)。一周后,布莱姆才得以回家。

三年前,当我成为《纽约时报》的南亚通讯员时,妻子和我感到很兴奋,同时也做好了迎接困难的准备——纠缠不休的乞丐,四处肆虐的登革热,高达华氏120度的夏季温度。但我们全然没有料到,这个城市对我们的孩子会有多么危险。

我们逐渐了解到,德里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它的空气、水、食物和苍蝇。在印度,这些危险因素每年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患病、残疾和丧生,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之一。我们发现,德里正悄无声息地遭遇着一场可怕的小儿呼吸道疾病危机,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该市440万学龄儿童中,有将近一半因有毒的空气遭受了不可逆转的肺部损伤。

对于大多数印度人而言,这些恐怖之处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数以千计的人们选择居住在这里,其中就包括一些试图拯救世界的人,一些希望讲述这里的故事的人,还有一些热衷于在这里拥有一片自己的小天地的人。这是外籍人士和富豪组成的混杂社区,他们中有来自底特律的汽车高管,湾区的科技业人士,马里兰州的癌症研究人员,以及都柏林的外交官。过去一年里,我们在本地饭馆品尝印度奶茶及三角饼时,或者在五颜六色的使馆派对上享受威士忌和鸡肉串时,常常着了魔似地讨论一个话题:我们是否罔顾孩子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事业?

当然,数百年来一直有外国人在德里居住,但空气和越来越多的关于其影响的研究已经变得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有些人觉得,如果有人有选择的机会,却情愿在这里抚养孩子,那是不道德的。类似的讨论无疑也正在北京等亚洲大城市展开,但在德里——地球上人口最稠密,污染最严重,最不卫生,病菌肆虐最甚的城市之一——这个问题似乎最为紧迫。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该城市的空气污染程度超过北京的两倍。(世界上25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3个是印度城市。兰州是前50名中唯一的中国城市;北京位列第79位。)

因此,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决定离开。美国使馆学校(American Embassy School)是德里一家很棒的外籍生学校,今年秋天它面临着生源的急剧下降。我的牧师负责这里一个主要由外籍人员构成的教区,他告诉我,他担心今年夏天自己会失去60%的教众。

两年前,在布拉姆的首次住院之后,我们也几乎离开了这里。但他的呼吸状况稳定下来后,测试结果显示他已经失去了一半的肺功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让他进行常规的类固醇治疗,并决定只要他的呼吸状况没有再次恶化,我们可以就留在德里。

或者至少我决定这么做。我妻子当时就认真考虑过立即飞回家去;而且在数个月后,当我们与孩子结束了回美国探访的夏季行程,在回德里的返程航班上,她抽泣了好几个小时。

不过,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第二年之后,布莱姆显得一切安好。但是鉴于他之前遇到的状况,我和一些顶尖的空气污染专家通了电话。我们之间的交谈发人深省。

“考虑到有各种科学证据,知道自己让孩子住在某个地方,可能损害他们一生的健康,会让我非常难受,”南加州大学的预防医学教授W·詹姆斯·高德曼(W. James Gauderman)说。他是2004年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的合著者,该研究显示,在洛杉矶部分地区——污染程度远低于德里——长大的儿童,遭受了明显的、可能是永久性的肺功能损失。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孩子早年在高污染环境中生活,即使在儿童时期搬迁到了污染较低的地方,他们似乎也无法完全恢复健康。

为了保护两个年幼的孩子,印度最顶尖的污染研究人员之一萨拉斯·古提昆塔(Sarath Guttikunda)举家搬迁到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他明确地说:“如果你可以在别处居住,就不该在德里抚养子女。”

他们和其他专家告诉我,成人肺活量不足,对于预测早逝和残疾来说准确度非常高——可能高于血压或胆固醇升高。因此,由于在德里遭受了永久性的肺损坏,我的孩子的寿命可能缩短了。

在一些方兴未艾的领域,研究表明:污染可能会让儿童智商降低,影响他们的考试成绩,并增加罹患自闭症、癫痫、糖尿病的风险,甚至像多发性硬化症等成年后才发作的疾病,患病风险也会提高。

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C·阿登·波普三世(C. Arden Pope III)是研究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的权威专家,他指出,准确的污染监测仪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就算德里的读数值不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之一,”他说。“包括洛杉矶在内的任何美国城市肯定都与那样高的读数值相距甚远。”

这意味着,我孩子在德里遭受的损害严重程度只能靠猜测,他说。几位医学伦理学家称,送一群孩子到德里去,并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的临床试验是不可能得到批准的。“绝对不可能,”《研究中的问责》(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的主编、马里兰医学院(Maryland School of Medicine)的生物伦理学家阿迪尔·E·萨莫(Adil E. Shamoo)说。“调查已经在那里的人是可以的;但把孩子搬迁到有危害的地方?不行。”

受到危害的不仅是孩子。很多成年人几乎常年头痛、喉咙痛、咳嗽,以及疲劳乏力。今年3月,德里首席部长阿尔温德·凯杰里沃(Arvind Kejriwal)为了治疗慢性咳嗽,不得不离开了这里十天。

危害健康的不只是空气。至少有六亿印度人在户外排便,占总人口数量的一半,而大部分的污水,甚至来自厕所的污水,都未经处理就倾倒入江河。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们会戏剧性地来到我的家中。

我们住在一栋四年前修建的五层公寓楼里,我的妻子选择这里是因为它配备了相对较新的窗户,有助于将德里的可怕夜间空气隔绝在外。公寓楼平凡无奇的设计——同一家开发商在附近修建了数十栋这样的建筑——给了我们信心,觉得它的设施会运行良好;不是所有德里的新建筑都能保证这一点的。

搬进去大约半年后的一天,一名邻居说她的自来水突然散发污水味道。然后邻居们一个接一个遇到这种情况。原来是开发商把下水道挖开了,污水逐渐渗透到每间公寓埋在地下的水箱里。当我们揭开一楼的地砖时,褐色污泥似乎到处都是。

混合了污水的自来水抵达我们公寓时,我正在淋浴。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我只是耸耸肩,擦干了身体,因为那种味道在这里经常都能闻到。

如果不是未经处理的污水倾倒入亚穆纳河,那么在一年中的很多时候,这条河在德里几乎是断流的。再加上德里城区中也时常看到的一群群流浪狗、猴子和牛,新的排泄物几乎随目可见。昆虫在这些排泄物上落足,然后再在人类或他们的食物上停留,传染疾病。

这里的大多数自来水都遭受了污染。恶劣的卫生条件,可能是近一半印度儿童发育迟缓的一个关键原因。

综合考虑这些威胁健康的因素,你会感到痛心疾首,但这里的生活还在继续,而且也可以过得相当不错。我们的公寓楼最终把水箱安装在了地面上。我孩子的学校和在该地区进行的旅行都很棒。很多外国人在这里拥有了比在本国远远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有人在居民区里焚烧有毒物质,气味酸涩的浓烟在我们的街区蔓延。我妻子和一位朋友当时在外面散步,她们被呛出了眼泪,感觉快要窒息。于是狂奔回我们的公寓,结果发现布拉姆又在喘息,这还是两年里的第一次。在德里有些地方,名为PM 2.5的细颗粒物的水平导致了非常严重的肺损伤,在冬季,该数值经常超过1000,科学家表示,部分原因是对小件垃圾和其他东西的焚烧在这里极为普遍。在北京,PM 2.5水平超过500会成为国际头条新闻;而在这里,比北京高出一倍的污染水平基本上被人们无视。

但布拉姆注意到了。

接下来的五天里,他一直待在家里,我妻子让他透过口罩服用了大量吸入性类固醇。在这些危机期间,他有一种静默的忧伤,因为他要被迫接受,自己的健康比哥哥或朋友更脆弱。

来德里之前,布拉姆也出过几次呼吸方面的问题。医生曾向我们保证,布拉姆很有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摆脱那些问题。但现在,他真的得了哮喘病,每天都必须服用强效药物。

如果我们留在美国,他还会得哮喘吗?在受污染的地方,小儿哮喘发病和恶化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在这里的足球场外,散落着许多吸入器。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伯曼生物伦理学研究所(Johns Hopkins Berman Institute of Bioethics)主任鲁斯·R·费登(Ruth R. Faden)说,孩子特别需要保护。“首先,因为他们的健康很依赖我们,其次因为童年时期健康受损的影响非常大,”她说。

外籍人士撰写的相关文章越来越多。它们大多来自中国,描写了对空气污染的恐惧、对孩子的危害以及所采取的越来越夸张的保护措施。在这些文章的结尾,虽心怀恐惧,但作者大多还是决定留下。

但本文不同。我们将于这周返回华盛顿。

孩子们很兴奋。12岁的亚丁(Aden)想要滑板和自行车。在一个允许他独自闲逛的地方,那是享受自由的装备。他弟弟的愿望则可能更难实现。

“我的哮喘会消失,”布拉姆前不久说。“总之,希望如此。”

作者:加迪纳·哈里斯,为《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最近完成了为期三年在南亚地区的报道任务。

原文链接: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603/c03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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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就没有了,就像从未存在过

几年以前,我曾经嘲笑过某科技界大佬。当时他说:也许90后、95后会慢慢不知道谷歌是什么网站。

那一年,这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谷歌,全世界最卓越的互联网公司,活在互联网的一代中国人,会不知道他们的网站?

今天,我收回这句嘲笑。因为这件不可能的事,它慢慢变成了现实。

没有人再关注什么谷歌不谷歌。对他们来说,百度也蛮好用的,反正他们几乎没用过谷歌。没有谷歌又怎样?大家还是开心的刷微博,看微信,听歌,看娱乐节目。对于从来就不知道谷歌的人来说,少了谷歌又有什么影响?

慢慢的,就没有了,就像从未存在过

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Facebook的。其实这个网站和校内一样,也挺蠢的。可在上面你能看到老外们的生活,可以轻易的跟一万公里以外的人互相拜访,可以看到很多根本不会开到校内上的主页。你用汉语回复,下面给你聊起来的可能是香港仔,可能是台湾人。你用英语回复,说不定有比你英语用的更蹩脚的寂寞的北欧人来跟你搭讪。你感觉地球真的变成了地球村,你还没拉门走出去,别人就推门走了进来。

然后,它就没有了。起初,它的失踪激起了很大的声音,后来,声音就消失了。

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Twitter的。其实这个网站和微博一样,也不过是些信息流,刷上一整天,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至少,你可以以最快速度获取你想知道的任何新事,你会真正了解什么事情在全世界是流行的,而不是经过各种截图、翻译、转发,甚至曲解、断章取义、黑白颠倒的东西。你知道的是真相,赤裸裸的,也许有点太短的真相。但至少中间不会有无数人的加工与再加工,偏激、片面,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管后来者有意还是无意。

然后,它就没有了。首先是它的本体没有了,然后它的模仿者也没有了,模仿者的模仿者也没有了。只剩一个模仿者的模仿者的模仿者,现在你每天能在上面看到无数广告。

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YouTube的。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个网站就是个大型优酷,当年有人信誓旦旦的说,没有YouTube,我们中国人会很快让优酷超过YouTube。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视频还是那么卡,内容还是那么垃圾,原创还是那么容易被盗窃,视频丰富度还是那么的可怜。在YouTube上,你能看到全世界最棒的手艺人,最逗乐的笑话,最天马行空的创意,最激荡人心的音乐,最美好的完美瞬间,可在优酷上,你想看一分钟视频,请先看半分钟广告。

哦,对了。Instagram,有些人可能感觉它和QQ空间也差不多。可我在上面关注了六百多个摄影师,它们都是顶好顶好的影像记录者,每天看他们的作品,我感觉到很幸福,那种即使没有到那里去,也身临其境的幸福。我还在上面认识了一个日本的爱自拍的帅小伙,一个爱喝酒的韩国大叔,一个十年前到过中国今天会在每张我发的紫禁城照片下点赞的美国大爷,一个美丽无比的俄罗斯妹子,我和他们基本上都难以交流,语言是很大的障碍,但几个简单的单词,心意也就到了,这种感觉,有时候比多年老友相聚还兴奋。因为这是人类不同族群自由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这种过程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可现在,它没有了,它之所以没有就因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你在搜索特定的词汇时,会搜出来特定的照片。虽然这么搜的人并不多,虽然看到的人也不会大惊小怪,也不会觉得天黑了,天亮了,天要塌了,天要变了。可它就是没了,Instagram,就这么没了。谷歌也是这么没的,Twitter也是这么没的,Facebook也是这么没的。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了什么话,下了什么决定。就要有超过十亿人像陷于哥谭市的孤岛里一样,看着一座又一座桥梁被炸掉,又被炸掉,又被炸掉,然后,就什么都没了。

我时常觉得悲哀,真的好悲哀,一个我根本不认识也不知道是谁的人,也许是一个群体,在不断抢走我身边的东西,而我却无能为力。我抱怨一声,他听不到,任何人都听不到。我怒吼一句,身边的大多数人却像看疯子一样的看着我。我哀嚎一声,这声音被阻碍在黑黑的幕墙以里。我发出尖锐的嘶吼,这声音传不了多远,就和我那被抢走的东西一样,消失了,不见了,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对于本来就没存在过的东西,有谁又会觉得在意呢?那些本来拥有又被掠夺的人的哀愁,后来的人又怎么懂呢?我曾经是拥有一切的,我曾经是拥有世界的,我站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饮下的是自由的琼浆玉液。就在长的无法计数的时间里,我自由生命的一部分又一部分就这么被杀死了,突然就杀死了。可我还始终觉得,它们还奄奄一息的活着,就像它们是慢慢的死去的一样。

可它们终归是死了,而且随着它们的死,愈来愈多的事情慢慢的发生了,很慢很慢,几乎不被人察觉,可还是发生了。

没有谷歌,我可以用百度呀。可某些结果被越挪越后,越挪越后,最后就不见了。就像本来就不该搜出这个结果一样。

没有Facebook,我可以用校内呀。可你想发只有在Facebook上能发的文章,很快在校内上就失踪了。接着,校内变成了人人,话题变成了人人都关心的话题。大家都在抢着看星座、明星、八卦、娱乐。没有人会关心什么消失了,反正它们本来也没多少存在感。

没有YouTube,我可以用优酷呀。可你却经常只能在优酷上看到抄袭别人的作品,而且还不署名,而且还洋洋得意,而且还自我陶醉,就好像那个idea本来属于他自己一样。你看了还要惊呼,他是如此的有创意!好一个抄袭的创意,可你却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网站叫YouTube。

没有Twitter,我还可以用微博呀。可你想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你搜的越勤快,越能看到越明显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搜索结果不予显示??”。时间长了,你想,反正知道了也没什么用,不如不看了。

慢慢的,一扇又一扇的门关上了。今天你打开世界上最大的博客网站,发现它没了。明天你一看,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分享网站没了,一开始是刷新的很慢很慢,后来它就没了。过两天再一看,平常每天都会读两篇文章的媒体网站没了,那里的文章缤纷多彩,最后都变成了该页无法显示几个字。再过几个月,大学的网站不让上了,摄影师的网站不让上了,就连百度日本这种自家网站,也没了。

接着,漫画看不了了,接着,动画看不成了。接着,美剧英剧失踪了。下载美剧英剧的网站又又又又又失踪了。尊重正版,保护权益,行吧,然后字幕网站也没了。

游戏没了,你习惯性登陆的游戏网站,发现下载栏正在整治中。论坛关了,天天都在看的论坛,突然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因为??“报备问题??”不让办了。个人网站,私人博客,对不起,说没就没有,你在上面存了多少多年辛勤耕耘的东西都没用。

你关注的人,有一天你登陆微博,发现他怎么好久都没说话了,然后你搜索了一下,发现他的账号不存在了,而且你搜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未予显示。

一盏一盏的灯,灭了。四面八方的光源,消失了。我们生活的五光十色的世界,变成了一片黑色。

天黑了,那么睡觉吧,但愿长醉不复醒,卧槽泥马勒戈壁。

最后,我们变成了一群做梦的人,这个梦的名字,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搜索结果不予显示梦。

作者:小海,来源:豆瓣网,原文已经被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