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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辉:为什么人前进的路总是被自己挡住?

本文是中科大校友熊辉教授所写的自传,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以及对人生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

熊辉教授简介:

1995年毕业于中国科大自动化系,1995年至1998年任职于EBM(深圳),1999年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并于2000年获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之后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师从著名计算机科学家Vipin Kumar(ACM, IEE, AAAS Fellow)和Shashi Shekhar(IEEE Fellow)教授,于2005年获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和统计专业辅修博士学位。熊辉教授现为美国(Rutgers)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并终身教授,担任KDD、ICDE、ICDM等国际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或主席,KAIS等国际顶级期刊编委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特约评委,承担德国政府和SAP等企业研究课题,主编Encyclopedia of GIS等书籍。是IEEE资深会员。

近年来,在数据挖掘等方面开展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近五年来在JOC、TKDE、VLDBJ、JDMKD、KDD、CCS、ICDM等顶级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50余篇有影响的论文。2007年获得罗格斯商学院优秀青年教学奖,并获得罗格斯大学唯一候选人资格参选2008微软青年教授奖。2008年唯一优秀青年研究奖,IBM 2008 ESA创新奖。2009年,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破格提前两年晋升熊辉博士为副教授并终身教授,并获得2009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最高学术奖。


总算有时间写点东西,发表在学术版上是因为这里有一群2010年的保送生。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众多前辈都在心里保留着一盏希望的灯,无论境遇多么艰难,科大人都不曾放弃希望,放弃努力。

阿Q精神

1995年,我从科大本科毕业后,怀着一个做雅皮士(yuppies)的想法来到深圳,想着娱乐赚钱两不误。一年下来把在科大时没钱玩、没时间玩的事遍历了一番后,发现剩下的是无边的空虚和对前途的迷惘。每天写同样的代码,没有进步,没有成就感,创业又没有本钱和人脉关系,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无助。突然对所有娱乐失去了兴趣,开始宅在家里遍历古文,《鬼谷子》、《武经七书》、《史记》……

某天,我在一本科技刊物上看到一篇关于数据分析研究的未来与发展的文章,刹那间,觉得数据分析必定和自己有些关系,自己就该干这行,不就是从历史预测未来嘛,这个是我的强项啊(高中时历史成绩拔尖)。于是萌生了去国外读博士搞研究的念头。

联系出国期间,我受到的打击比想象的大。联系了十几所大学,只拿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的半奖。在当时,如果没有全奖是很难拿到签证的。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以“有移民倾向”为由拒签。最后我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年中,我认真学习了数据挖掘(data mining)方面的经典文章,了解了美国所有的数据挖掘研究小组,然后把他们毕业生的研究陈述收集起来,反复读,精心准备去美国的申请材料。

期间不乏质疑的声音:“申请美国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是很难的,能拿到前50名大学的全奖就算‘大牛’,怎么看都觉得你离‘大牛’很远”(我在科大是“不出国派”,而且成绩中等)。我是很有阿Q精神的,我向来是把怀疑当作前进的动力的,不怕,就申请前50名的全奖。我只联系了数据挖掘领域的老师,给电子邮件起了个好标题:Mining a PhD Student(挖掘一个博士生)。每个老师都被邮件的标题吸引,认真读了我的研究陈述。最后申请的10所大学有9个给了我全奖。我最终选择了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MN)读博士。

用行动说话

2000年9月,在博士第一学期,我选了算法、数据挖掘和操作系统三门任务很重的课程。我把各种关于算法的书都精读了一遍,老师教学水平很高,我进步很快,期中考试后就知道拿A问题不大;数据挖掘课程,由我的导师主讲,虽然他很严格,但数据挖掘是我的专业,从一开始就觉得拿A没有问题;操作系统是第一次学,而且要在复杂平台上做项目,所以只好多读代码,花了几个通宵做项目。最终,几门课程都是优秀(想学的时候刷GPA(grade point average, 平均成绩点数)也不难)。

记得课余时间和一些中国同学聊天时,有人问我,为何在深圳工作4年了还来国外读书?我认真地说,因为我想做学术研究,想当教师。北大的同学叹了口气,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就不要有当教师的念头了,非名校,年龄比同班同学大5岁,得熬多少年啊。清华的同学说话很直接,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很多师兄、师姐都找不到教师职位,劝我放弃念想。以前,我喜欢争辩,而读博时已习惯用行动说话了。

博士第一年很快过去,选修课相对轻松。压力主要来自做研究,拿着助研奖学金,要给导师做项目,还得考虑自己的论文。有一段时间我常去找导师,希望能得到一些指导,直到有一天,导师说:“If you are stuck, you have to work your own way out(如果你陷入困境,就要自己找解决办法)。”导师的话让我突然明白了做研究是自己的事。于是开始自己找研究想法。快到第二年暑假了,导师严肃地说他支持我快两年了,如果到暑假研究还没进展就要停奖学金了。还好我那时已经有想法了,只是还没写成论文。紧赶慢赶,暑假里把文章写完了。导师看后比较满意,不过我这第一篇论文的苦难历程才刚开始。

此论文投稿多次被拒,理由是想法不错,但工作做得不细,写得不好。只好重新修改并向ACM SIGKDD(Special Interest Groups of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ACM的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特别兴趣组)投稿。记得交稿的前一天,检索相关文章,发现刚发的文章中有一篇的结果和我的在数学上是等价的,心中特别难受,只好去掉这个成果。结果因为文章少了一个成果,又被ACM SIGKDD拒收了。审稿的三个评委中,两个给的评价不错,第三个拒稿的理由莫名其妙,感觉像敌人。只好接着改,到2003下半年,这篇文章总算发表了,4个审稿人中有一个弱拒绝。

有一次开会,我做完陈述后四处浏览张贴的海报,结果发现一个作者做的工作和我的这篇论文想法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一些说法。当时很不理解,我费力找到作者,他明显躲着我,而且显然知道我是谁。联想到我的这篇论文的悲惨经历,我意识到作者可能剽窃了我的想法。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作者承认利用审查论文的机会看到过我的文章。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直有个审稿者不停地给这篇文章找麻烦。这个事件把我的“政治素养”练出来了。

2004年,到了博士4年级,研究进展得很顺利。可能因为我做事认真,导师把很多重要的事务交给我做。我慢慢地建立了一个很大的资料库,虽然我只是个学生,但干了很多教授才干的事,例如写各种推荐信、准备课件、审查项目申请书、准备各场合的幻灯片等。我有机会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表达、协调、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同时我加强了教书能力的训练。我专门学习了表达(presentation)和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晚上我经常把自己关在会议室练习演讲。第4年暑假,我找到了去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实习的机会,并且把数据挖掘的算法应用到了生物数据上。实习回来去就业市场投简历。等待总是让人焦虑的,还好,到2004年12月份陆续收到面试通知。我把第一个面试安排给了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因为是去商学院面试,所以根本没抱希望,只想把这次面试当作一次练习。

面试没过几天罗格斯大学的工作邀请函就到了,其他学校的邀请函随后也陆续到了。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从计算机系往商学院转让我有很大的顾虑,因为商学院的教学任务比工程学院重很多,做研究的时间相应就少;我要做的研究是数据挖掘,要和商业应用打交道,技术知识集和领域知识集是缺一不可的;导师的人脉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去商学院就要白手起家;而且后面面试的学校越来越好,让我有些不舍……后来我和两个导师商量,他们很支持我的选择,并说根据他们对我的了解,我能在商学院生存下去。副导师还对我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如果以你的能力可以去A生存,那你就要选择去B+的地方。因为在那里生活会更容易,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综合几天收集的建议,又思考了几天,我下决心接受了罗格斯大学的邀请,把后面所有的面试都取消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接受了罗格斯大学的工作后,我马上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利用暑假找了在IBM TJ Watson研究中心实习的机会,二是把所有发过的会议文章做深做广,并向期刊投稿。

到罗格斯大学后,我第一年要教四门课,因为如果不“深挖洞,广积粮”,研究的连续性就得不到保证。一学期下来,感觉以前在明尼苏达大学下的功夫没白费,效果还不错。学生对我的教学评价都是4.5分以上(最高5分)。

2006年下半年,学院分经费,按规定优先给青年教师。可结果是,除了我,所有青年教师都拿到了经费。原因可想而知,无外乎我是计算机系毕业的,在商学院没人脉,又是中国人……还好我之前早有心理准备。我现在遇事总是先冷静5分钟,在学校散步并思考问题。经过思考后我决定自己争取一次。我把过去一年的成绩精心准备好,带着打印好的材料直奔院长办公室。我递上简历并说我过去一年发表了9篇期刊论文,其中4篇发表在顶级期刊,院长说很出色。然后,我又递上过去一年我的教学评价报告,院长看了觉得很意外,说没想到我的课教得这么好。我立即问:我哪些方面需要改进,院长说:很优秀,要继续保持。我紧接着说,內部经费是不是用来鼓励优秀青年教师的,院长说是。我问,那学院应不应该支持我,院长说应该。我说,颁奖委员会这次就没给我经费。院长很快打电话证实了一下,说抱歉,经费分完了,保证以后特别关注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件事后不久,商学院评优秀青年教学奖(Junior Faculty Teaching Award),此奖一年仅评一人,这个奖就给了我。

2007年暑假我回国休息。回国还有个目的,想面试些学生。我喜欢处于困境中的学生,看重学生的精神、意志和习惯。没有向上拼搏的精神,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没有坚强的意志,就不能在困难中坚持;没有良好的习惯,就不会有良好的基础和发展的潜力。我之所以喜欢处在困境中的学生,是因为我曾经也是从困境中成长起来的,知道困境中成长的不易。我想给困境中的学生一个机会,因为我知道他们会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就和我当年一样。饿虎虽然瘦,但下山后迸发出的能量比猛虎还大。要想在行业里成功,除了向上拼搏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习惯外,数学基础要扎实。

另外,工作起来脑子要灵活。例如之前我帮导师做的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的,但我只和导师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提供以前的样本。由此我建立了包含各种推荐信和论文评审的资料库。这些资料库对我后来工作效率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好习惯、大智慧

从2005年8月到2009年4月,时光飞逝,一切都是按我的计划实现的,不过没想到实现得这么快。在美国,我大概是第一个从计算机系转到商学院当老师的中国人,所以想从我的角度谈些体会和我的一些观察。

我在读博期间,花了很长时间观察学术界的牛人,包括我的两个博士生导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社会上的多种竞争归根结底是资源的竞争。学术界获取资源需要5种能力:研究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市场推广能力。首先讲讲研究能力。研究能力是基础,没有对研究方向的敏锐性和对研究的超强把握能力,很难有开创性工作,也很难服众;其次,要有较高的表达能力,让人知道你的非凡之处,同时能够把复杂的东西以最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本身体现的是一种艺术和气质;第三,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关乎领导力,包括组织大项目、大型活动(期刊)的能力。组织会议等大型活动就是建立获取资源的平台。西方国家盛行交互资源,成功组织一次会议,让参与者都能获取所需的资源,体现的是组织者超强的组织能力;第四,管理能力是成功人士成长过程中必须的生存法宝。例如助理教授,没学生、缺资金、没时间、没项目支撑,万事寸步难行。唯一的办法是高效地管理时间,巧妙地借助外力,管理财务量入为出,纵横捭阖。

很多学生有内涵,但不擅长表达,在待人接物方面缺乏职业化的素质。培养职业化的素质要靠平时点滴积累,专业化的自我锻炼。当有了职业目标后,一定要清楚职业需求,积极收集并建立该职业的知识库,以该行业的成功人士为榜样,进行观察和模仿。在职业知识库慢慢建立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相关材料,明确知道自己离目标还有多远,然后有针对性地学习、提高。

善于表达的一定也是善听的。常常听人说我的博士生导师在评审项目时做的总结报告很棒。这就归因于他善听。他开评审会前很少读项目申请书,通常在仔细听每个人对申请书的意见后,就能把握住申请书的优缺点,了解评审会的“政治”态势,并做出很好的评审总结。

在学术界,成功的教授很多,但成功的路各有不同。我的祖师爷(副导师的导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拉马姆提(C.V.Ramamoorthy)教授传授给我一些当教师的经验:对学生,要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帮助他们成长;对金钱,要看得开,钱散人聚,钱聚人散;对科研,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要把握住把科研转化成生产力的机会;多交朋友,广结善源。

人们总是喜欢给他人的成功找理由:运气好。其实成功的人靠的是“内功”:好习惯、大智慧、擅学习。要想成功,就要锐意进取,难得糊涂;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有犀利的观察力,有容纳百川的宽容;有锲而不舍和忍耐的精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凡之处,难点在于如何挖掘。用数据挖掘的思维考虑,就要有4个给力:观察力、思考力、决策力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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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教授在美国的生活

作者:何毓琦

【作者简介】

何毓琦(1934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长期从事系统控制科学及工程应用研究,在最优控制、微分对策、团队论、离散事件动态系统和智能系统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动态系统现代控制理论的创导者之一。

生于上海,1949年(15岁)前往香港并在香港完成高中教育。1950年,被麻省理工录取(16岁),并在1953年(19岁)拿到电子工程学位,1955年拿到电子工程硕士学位。在Bendix Aviation工作三年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并于1961年拿到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然后留校任教。1965年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2001年受聘清华讲座教授。

【正文】

一、自我介绍

今年(2007年)四月初,科学网请我来开博客。我的中文不好,虽然能听能看,写起来可要差多了,拼音也不会,没有学过简体字, 也不熟悉中文的文字处理软件,所以主要用英文来写。但是,我了解不是每个读者都是科学家或英文通,所以我现在再用中文自我介绍一番,申明我的背景、立场、写博客的宗旨。

我十五岁就离开祖国,成人教育(高三、本科、研究院) 都在国外念。但是小时侯,我也念过四书及古文观止,所以看、讲、听还可以,不过中文写作能力与英语一比,就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我差不多每年回中国一次,目睹中国这二十八年的大进步。我想我对于中国的认识同一些西方的中国专家不同,可能更深刻一些。其次,我又亲历所谓的”美国的半世纪”(1950-2000),可以有一种不同于中国人对美的看法。再次,我容易讲一些你们不便讲的话,外来和尚的经容易听一点。最後,我四十多年的科研经验写下来可能对年轻学者有些帮助,让他们可以少走弯路。 这是我写博客的几个初衷。

我还要说明一下我写博客的底线。我说的都是内心实话,我也不预备谈政治。我欢迎反馈,但是我不会同你抬杠和争论,一般情况下我没有时间对每个反馈一一回复。

我的博客已经写了一个多月,学了到些什么?好像二种文章受欢迎:

1. 美国生活感悟。美国有一个出名的广播员Alistair Cooke,他是美籍英国人。从 1946年开始到2004年死前二个月,他每周广播15分钟”美国来信”(Letter From America),受全世界听众欢迎。我想模仿他的作风,当然文章不能同他比较,但是志於上者得于中,至少内容希望引起读者兴趣。

2. 学术教育心得。这是我每年来华和写网文的主要贡献,帮助下一代。我愿意继续写这一类的文章。

最後,我要坦白承认我开始写博客时的一个错误。我说我一个月最多写一次博客,但是受到众网友的支持与欢迎,自己的虚荣心上升,一个月写了十几篇,同时每天花很多时间在网上。这对于我的中文程度大有帮助,同时又增加了许多对中国的新认识。

二、哈佛 VS 麻省理工

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度过的。

我从麻省理工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1961年起一直在哈佛任教。这两所学校相距不到两英里,学生们可以互相选课,在一所学校学习获得另一学校的学分。在科学技术领域,两所学校开办了很多联合学位方向,研究人员也经常合作。然而,两校在教育理念和教育传统方面有诸多差异,很值得对比研究。

麻省理工的规模要大得多,学生人数和课程也多得多,他们努力确保其毕业生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均水平。从麻省理工毕业的人,肯定拥有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独力学习新知识。麻省理工的每门课业都相当繁重,大小考试不断。学生必须在这些考试测验中表现优异才能获得这门课的高分。

我记得1955年离开麻省理工投身企业界的时候,我对电子学和伺服系统的最新进展知道得很多,可以立即着手研究这些领域的前沿问题。然而我的第一任老板也是个麻省理工博士,他派我去学习电子计算机,当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但是在麻省理工的训练使我完全能够自学。因此我后来在数字和电子控制方面取得了三项专利,还写出了我在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实际上,1958年我决定重返校园的时候,那家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将我的发明产业化。

相反,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就更自由化一些。尽管哈佛学生要读的书也很多,考试测验却很少。常见的情况是,一门课的成绩完全由一篇期末论文或者一次期末考试来决定,甚至连博士资格考试也主要依靠一次三个小时的口头答辩,而不是像麻省理工那样既要通过复杂的书面考试又要通过答辩。(各系有权规定本系的资格考试细节,我这里讲的是总的情况。)简而言之,麻省理工的教学目标是确保每个学生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而哈佛采取了一种更”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某个学生有点小聪明又不太刻苦,只要选那些容易的课程,再找几个不那么严厉的导师,也能获得博士学位,还有大把自由活动的时间供自己随心所欲地支配。

因为我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又在麻省理工求学多年,我刚到哈佛的时候很不习惯,觉得他们的做法太古怪了,我经常奇怪某个学生怎么连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有时候我甚至质疑某个学生凭什么得到哈佛的博士学位。但是天长日久,我开始改变看法,我开始发现这两种精英培养理念、教育思路都有其可取之处和必要之处。麻省理工是批量生产,所以必须保证向社会输出大批合格的毕业生,对学业的种种规定和严格的考试有助于确保其”产品”的质量。相比之下,哈佛的科学技术学科的规模要小得多,所以目标也不一样。(哈佛的整个应用科学和工程学院只有麻省理工电子工程系三分之一那么大。)哈佛的教育理念更加开放自由,它不打算同麻省理工竞争,也不打算覆盖所有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它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其它领域,到其它系去选课,比方说经济系和哲学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希望它的学生享有独立探索的自由,而不是投机取巧。大致说来,麻省理工设下了较高的产品平均质量标准,而且质量水平比较均匀,而哈佛也设下了较高的平均标准,但是毕业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有的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这一点可以从哈佛与麻省理工的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和孕育的高科技公司的数量对比上得到部分验证—-尽管两所学校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但是哈佛孕育了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麻省理工孕育了更多的高科技公司。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证明其中一所学校的教育理念比另一所的更优越。这两者都为伟大的国家所需要,而且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的教育理念,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教育学生,从而使学生掌握独立学习的能力,掌握提出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都是私立学校,因此他们不受政府的教育政策的限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对象上拥有独立自主权。早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常常抱怨中国教育和研究体制的条条框框太多,而且重数量不重质量。但是最近我开始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麻省理工的方法更有效,规章制度不严,就会天下大乱。当这个国家逐渐成熟,开始与世界接轨,向世界一流看齐的时候,将麻省理工与哈佛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就很有必要了,当然这也要看各个学校的性质、规模和目标。

三、我是如何获得我的终身职业的

1959年至1960年,我开始在哈佛学习,目标是做一篇有关控制和系统理论的博士论文。哈佛其实基本上没有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之所以选择了哈佛做研究生,是受了一本名叫《计算机控制工程》的小册子的诱惑,这本小册子正是由大名鼎鼎的Howard Aiken领导下的哈佛计算机实验室撰写的。(注:Howard Aiken通常被认为是电子计算机之父,1944至1955年之间他建造了Mark系列计算机。但是他关于计算机控制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到50年代后期的时候,他差不多快要退休了,不怎么搞研究了,但是仍然声名显赫。)

我很快发现,哈佛在控制领域做得并不出色,这个领域的一位年轻教授因为没有拿到终身职位,正准备离开哈佛,而另外一位是讲师,刚刚毕业不久,跟哈佛的合同是一年一签,开设一门反馈控制课程。所以基本上没人能指导我。

绝望中,我开始拼命读当时发表的控制领域文献,碰巧看到一篇R. E. Kalman和J. Bertram合写的文章,关于Dead Beat Control 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一种叫做”Kalman-Bertram Condition”的状态。我自己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发现K-B状态其实是一个线性代数中的线性无关性状态。然后,我就把我的想法及其应用一起写下来,作为对Kalman论文的发展投稿了。与此同时,我写信给Kalman,请他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

当时,Kalman还不是很有名,(他那著名的Kalman滤波的论文一年以后才发表)。他很高兴有人(而且是个研究生)仔细研究了他的工作,对他的工作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寄给我一些正在撰写的论文的预印本,而且还把我对他工作的推进推荐给1960年召开的第一届美国自动控制大会(AAC),让我去做报告、发表论文。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Kalman。谈话中,他发现我真的彻底地研究了他的工作,而且实际上是当时很少的几个真正认识到他的工作重要性的人之一。(注:当时几乎所有控制方面的著名工作都在应用了Fourier与Laplace变换方法的所谓频域领域。Kalman的方法则在动态系统上使用了时域和微分方程模型,这在当时是非常离经叛道的,主流观点对此质疑很多。但是因为我还是个研究生,还没被主流观点洗脑,所以更容易吸收这些新想法。)Kalman还邀请我和他合写了一篇文章,将动态系统中的线性无关性的想法大大拓展,提升为”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现在这已经是控制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了。这篇文章很快成为该领域的经典。此外,我的一个同学Stuart Dreyfus当时正在帮R. Bellman编程,我从他那里得到了Bellman撰写的Adaptive Control: A Guided Tour一书的预印本,因此能够在其他人之前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两件事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帮助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而且可以说我的事业由此起步。

在我上面提到的AAC大会上,我的论文收录在Kalman担任主席的会议中,而且他的那篇著名的获德雷珀奖滤波论文也是在该会议上首次公开露面。作为主席和会议组织者,出于对其他演讲者的礼貌及作为大会压轴戏的考虑,他将他的论文放在会议的最后。这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不这样的话,Kalman演讲后与其他几个控制论专家长时间的辩论将会搞得观众心烦意乱(他的这篇论文当时被理解得不深,或根本没被理解)。我是第三个演讲者,在我之前的两位演讲者论文主题是传统控制论,当时我还是一个还未完成毕业论文的不起眼的研究生。会议前我曾花了大量的时间准备并演练我的演讲。因此,我这个晚辈学生的演讲有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我还预先准备了好几个问题应对听众的提问,从而能够对他们的问题给予简洁而清晰的回答。这给包括很多顶尖学者在内的听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并不知道,很多年之后我才知晓。)美国西北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Gordon Murphy就是当时的听众之一。他被我在大会上的表现所打动,随后约见了哈佛的系主任,表示他想要聘请我这个他初次谋面的哈佛学生(他后来真的给了我一个非常正式的offer。)

同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系统控制领域的国家会议,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看清了我所在领域内正在发生的重要的革命。我决定写一篇文章给哈佛的几个教授阐述控制系统学科的地位,我认为哈佛应该认识到这个发展。这一系列幸运事件使哈佛对我这个平凡的研究生另眼相看,而且决定给我提供一个助理教授职位,让我与签署我毕业论文的讲师一起工作。但是,当时进入航空航天领域阿波罗登月项目的工作前景使我十分心动,因为这一领域的工资要远远高于学术界。我是否应该选择哈佛很难抉择。出于一些说不清对错的原因,我妻子建议我应该考虑留在学术界,后来我们认识到这个选择其实是正确的。

当然,当一扇门为你开启之后,剩下的还要取决于你的付出。当你做出了职业选择之后,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你依然面临着着激烈的全球性竞争。在哈佛,我和同事(签署我论文的讲师)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们中至多一个人能留下来。这是一场诚实、友好但残酷的竞争,我们现在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我详细描述了这一系列事件和抉择是为了说明,运气、准备、主动性、建议,以及当机会来临时有能力抓住,在一个人的职业和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作用。至少在美国,你有机会通过你自身的优点获得提升,进行友好的竞争,做真实的自己,而不需要依靠关系,家庭出身,国籍或者耍花招。尽管中国当前存在种种弊病,但我对中国及时达到这一点充满希望。

四、学术界的杂交与自立门户

大多数美国一流大学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即反对雇佣自己刚毕业的学生。其理由是近亲繁殖对于研究机构的”血统”没有好处(这在生物学界已是众所周知)。毕业生在回归母校(如果有可能的话)之前,应该汲取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这样他才能更好地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样地,研究机构应该摆脱传统的固有思考方式,吸收外界的新鲜血液,以培育新的探索和突破。

然而在中国,现实似乎正好相反,教授们倾向于将自己最好的学生留在身边。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建立自己的门户,成为开山鼻祖,身边围绕着一群忠实的门徒。这是武侠电影和小说的传统。不过即使是在电影和小说里,我们也会发现,真正的英雄经常不得不打破传统,通过意外获得别派的武功秘籍而成为绝顶高手。固守本派者不论本门功夫如何精湛,始终在小说里充当配角。

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的当前实践却颇有自己的道理。团队内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倾向于用相同的方式思考和工作,互相庇护免受外来侵犯。这种安全感,这种得到周围的人理解和支持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很惬意。中国的家庭传统观念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团结。在中国的学术体系内,在发表文章和申请基金的时候拉帮结派,是有诸多好处的。不肯这样做的组织和个人只会损己不利人。因此,这种做法会不断自我加强,具有自己的存在逻辑。用博弈论来说,这是又一次的囚徒困境。

在我看来,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正是这种拒绝”杂交”的习惯造成了中国学术界创新的缺失?教育部是否应该下令每所大学都不应该雇用自己毕业未满两年的学生?

为了防止熟悉我过去50年学术生涯的人说我虚伪,我首先坦率地承认,哈佛大学在我1961年刚毕业的时候立即聘用了我,而我在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博士生2006年一毕业也立即被清华大学聘用。这两个例子虽然与我上面所说的相违背,但是它们绝对是例外,从后来的实际情况和事实来看是有道理的。我无需致歉。

哈佛各系是这样任命教授的:系主任与系里其他成员协商后,会任命一个委员会在特定的领域或学科里寻找候选人。因而,是整个系而不是单个成员决定这一机构的组成和方向。这个委员会广泛搜集高质量的候选人,最后向系里提交一份筛选过的候选人名单,以备最终投票。这个名单经过系里挑选后会上报给学校,由校长任命的另一个委员会会对此作出裁决。在哈佛,这一委员会由校外的人员组成,由校长领导,拥有巨大的权力。

各系必须向这个特别委员会给出自己选择的理由,特别委员会会向校长推荐,之后由校长单独作最终的决定。因此,单个成员要想建立拥有多为终身教授(同时他们又是你自己的学生)的门派是极为困难的。拥有大项目的教授可能会用项目资金雇用研究助理和博士后,但是这些只是暂时性的短期合约,并非永久合同。一个真正有雄心的学者会利用这样的短期合约来获得经验,将其作为垫脚石,但并不会满足于待在这样的位置上。

这就是哈佛和其他顶级研究型大学阻止近亲繁殖并促进杂交的方式。1961年,在现代控制与系统研究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在哈佛做博士论文,我当时根本没有导师。在我博士论文上签字的是一位讲师。但是,工程学院的系主任和另一位教授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兴领域,因此决定同时聘用我和那位在我论文上签字的讲师担任助理教授。过去45年的记录证明,他们这次打破常规的选择是正确的。随后的45年内,我没有推荐过自己的任何一个学生担任本系的终身教授。我所有的同事是在我的推荐下从校外招进来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学生当中没有杰出的候选者,而是因为我尊重这个传统。事实上,许多我这个学科的学生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名望。

至于清华大学聘用我第一个清华博士生,我自己心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学生本质上接受的是哈佛的教育。2001年到2006年间,我根据在哈佛的教义在清华教他,一周一次(有时一天一次)用E-Mail与他进行研究上的交流,与他合作撰写论文和我的最新一本书,邀请他到哈佛长期访问,安排他到多个美国高校访问并作报告。因此,清华本质上聘请的是一个海归的哈佛博士。这也正是我在清华工作的目的和责任—-向清华研究生课程注入新的思想和世界惯例。

因此我要重申,杂交是一种传统,但并不是一个永远不该被打破的铁律。原则就是要能够促进年轻学者创新和独立的思考。

另外,为了管理大型研究项目,可以指定一位研究助理或高级研究助理担任二把手,只要项目持续获得资助就行。他们的合同期不定,如果资助终止了,二把手会提前一年得到合同终止的通知。这些助理在学术事件中责任少,权利小。他们有能力,但野心不大,乐于担当这样的职位。这样的职位可以称为”金字塔之外的职位”,发展的前景有限,但是在大牌教授的羽翼下会过得很舒服。

五、一个大学教授在美国的生活

除了在企业全职工作了三年,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尽管我一直供职于一所大学,但是我在伯克利、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伦敦帝国学院做过整学期的访问学者,而且还对全世界无数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行过短期访问。因此,将我40余年的经历与中国读者分享大概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当然,美国大学的种类很多,我将主要讨论研究型大学。一些非常优秀的纯教学院校则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如马萨诸塞州威廉姆镇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和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斯沃特穆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最后,下面写的都是我的个人经历,请不要当作普遍情况或者真理。

在一流大学晋升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第一,成为一名伟大的教师(仅仅优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你能够在教授常见本科课程(比如基础经济学、基础物理、计算机入门等课程)的时候发挥创造性和组织能力。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从学术水平上讲,一个系里能够教这种课的老师很多,你必须表现出超常的教学和创造力。另外,学校里选课人数众多的本科课程其实很少。我在哈佛待了40多年,经常看到非常优秀甚至近乎伟大的老师没有拿到终身职位,不得不离开哈佛。(美国大学盛行一种制度,即所谓的”七年试用期”,在这七年里,你要么拿到终身职位,要么走人。不遵守这”七年试用期”的学校会被列入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黑名单。)

另外一个晋级的途径,当然就是搞研究了。教学基本上只是一个本地行为,而研究则是世界性的。对学校来说,一流的研究工作的”性价比”比教学要高得多,因此学校更看重研究。然而在一流大学里,你的竞争对手是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比如在哈佛,在决定你是否能够拿到终身教职的时候,学校会特意把你与世界上同领域的权威放在一起比较。

我是在1965年拿到哈佛的终身教授职位的,那之后的30年里,我们系没有授予任何一位系统科学领域的年轻教授终身职位。尽管哈佛校长和各系主任绝对不敢承认,我早早就意识到而且不断地教导年轻同事们:”哈佛付你钱是为了让你维护并不断提高它的世界声誉的,别的都是次要的。” 因此黄金法则一:尽早建立你的国际学术声誉。

为了搞研究,你必须有经费、有学生。实际上,如果没有经费,你根本不可能供得起学生。在美国,尽管有各类奖学金,大多数研究生还都依靠导师的科研经费支持着。一般一个研究生一年要花掉导师五万美元。如果你的组里一直保持五到六个研究生的话,你每年最低必须保证25万美元左右的预算,而你必须和全美国的同领域科学家们竞争来争取这些经费。你不用指望研究生的头两年能有什么回报,博士生只有到了第三年第四年才开始出成绩,所以导师在录取研究生的时候是做出了很大投资的。我认识不少同事,跟我发誓赌咒再也不招中国学生了,因为他们来一两年就跑掉了,要么转去一个更好的学校,要么有了别的什么机会。不错,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从法律角度看,学生没有义务必须读完博士,但是从道德角度讲,导师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你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然而,并不是所有中国学生都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行为对于后来想来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等于是过河拆桥。

还有,一个一线大学教授至少要花25%的工作时间在编写基金申请书、准备研究报告和撰写论文上。因此黄金法则二:擅长写作和演讲,了解什么是最前沿的课题,也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当然了,如果你能开创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能够说服全世界这就是最前沿的,那就更棒了,所谓”英雄造时事”。)

黄金法则一和黄金法则二意味着你必须让全世界知道你是谁。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优秀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在学术会议上好好介绍你的研究。很多科学家以为搞科研是最最重要的,相比之下,写论文和做报告不那么重要。但是实际上,除非你提出了相对论或者搞定了人类基因图谱,你的研究要跟成千上万和你一样聪明的人竞争。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有个好想法,写篇好文章和给个好报告是三项独立的而且同等重要的工作。每一项工作要付出的艰苦努力都是完全不同的。要想做个好报告,仅仅从论文里复制拷贝制作一套PPT是远远不够的,对着论文照本宣科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本来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做的报告惨不忍睹,令人不忍卒听。实际上,一个好的报告应该能够让一般听众听懂,同时又给专家同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统计数据表明,一篇普通的发表了的科技论文的读者只有5位,其中还包括了论文的编辑和审稿人。但是,一次优秀的讲座的听众可能多达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大多数听众一个月后大概都不记得你讲座的具体内容了,但是多年以后他们可能还会记得,你的那次讲座非常成功。这种针对听众的讲座能给你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目前,各种政府基金管理机构的官员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主要就是为了了解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发现那些值得资助的人。你给报告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坐在听众中间。那么,让你的报告清晰易懂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然而,我还是不断地碰到很多研究出色的科学家在做报告的时候完全无视听众的存在,报告晦涩难懂,让人觉得他非常傲慢无礼。我年轻的时候,如果听不懂别人的报告,就怪自己无知;现在,如果我听不懂一个人在说些什么,我就怪那个作报告的人。让报告清楚明白、不浪费我的时间是他的责任。我的座右铭是”完全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适当地明白任何事情。”

多年以来,投身学术研究意味着接受一种较为贫穷的生活方式,因为学校的工资低于工商业界,但是至少在科学技术领域,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为工业界做咨询可以大大增加你的收入,但是做咨询的真正好处在于你处理的是一些实际问题,你经常会受到这些实际问题的启发,转向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你取得任何一点成绩都会有一支”拉拉队”自动为你欢呼加油。你根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说服别人你的工作很重要。你也不会钻牛角尖,在一些没人感兴趣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意识到咨询的这一好处,允许教授每周一天时间用于咨询工作。就我而言,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不断地从事咨询工作,而且我敢说我所有绝妙的研究想法都来源于某项咨询工作,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项咨询项目所知甚少。合适的咨询工作会创造”三赢”的局面:客户赢、学校赢、你也赢。

投身科研的另外一个次要好处是你可以借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周游五湖四海。商业界的人出差,时间都很紧,基本上来去匆匆,没什么休闲的机会。但是研究人员出差,会前会后都能找出观光的时间来。比起旅行的全部费用,你自费的部分是很少的。有本旅游手册叫做《有生之年必去的1000个地方》,我在40余年的学术生涯里,已经和我太太去了这1000个地方中的230个,还不算很多这本书没有列出来的地方。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走千里路胜读万卷书。”旅行能够让你增长见识,而且在学术界你会和很多第一次见面的国际同行交上朋友,因为你们的研究兴趣相投,所以能够一见如故。他们是你最好的导游。(有一次,我让我的一个中国研究生招待一位南美同行,她回来以后非常兴奋,告诉我说这个陌生人竟然能够理解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中的种种精妙之处,尽管他们来自两个隔着千山万水的不同国家,年龄相差很多而且以前从未谋面。)

至于研究的乐趣嘛,当你在数个月的艰苦工作后第一次有了不错的发现,你会陷入几秒钟的狂喜—-全世界你是唯一一个认识这个真理的人。这样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彻夜难眠,有时候甚至会高兴到胃疼的地步。我没有在商业界待过,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是我想这种发现的喜悦大概不亚于赢得一个大订单或者在股市大有斩获。要是我一年能享受一次这样的喜悦,我就很满足了。一个人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审查他一生撰写发表的所有文章,也许只有10%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这和旅行很相似。你很高兴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只有几个地方让你终身难忘。

最好的一点是,搞研究的人时间比较自由,基本上你可以自行安排。你是你自己的老板。和普通商业界人士比起来,除了申请经费,你不得不做的无聊重复的工作要少很多。你可以在你真心喜欢的工作上投入差不多50%的时间和精力。我一直告诫我的学生,如果你50%的时间喜欢你正在做的工作,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工作!因为你喜欢你的工作,所以你会格外刻苦。节假日和平时没有区别。一天工作20个小时、一周工作100个小时更是家常便饭。我已经这把年纪了,而且正式退休了,每天醒着的一半以上的时间还花在学术上。

六、一个美国教授的生活(续)

下面,我来谈谈美国教授普遍关注的几个问题,因为很多中国学者正在努力攀登美国的学术金字塔,而更多的中国学生渴望得到这样的机会。

1. 终身教授。

在中国这意味着终身职位或者铁饭碗。在美国,这意味着无论你持何种政见,无论你对各种社会问题持何种态度,除非你所在的院系被解散,或者你犯下重罪,否则你将终身不会被解聘。如果你胸无大志,只想在余生(被评上终身教授后)当一个普通的老师,那么你也可以仅仅满足于完成工作任务,或者像被人轻蔑地说成的那样,”退休或者睡大觉了”。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大学里的一小部分教授属于这一类。这样做也无可非议,因为毕竟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但是,在一流大学或者渴望进入一流行列的大学中,院长和(或)系主任是无法容忍这种现象存在的。你被评为终身教授的原因在于,学校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你所做的贡献远超过常规的教学工作。学校期待你能申请到外部科研经费资助几个研究生,或者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为系里增光,或者开设全校范围的通选课,成为一名极富创造力的教师,或者擅长并热爱大学的行政工作。如果这几点你全都做不到,那么教务处有许多非正式的手段让你的日子不好过,最后为了自尊你不得不辞职。

2. 申请科研基金经费。

以我40年的经验而言,申请基金的竞争是相当公平的。如果申请书写得不够吸引人,研究计划不够严谨,”大牛”与无名小卒一样会轻易地被拒掉。绝大多数项目评审都须经过”同行评议”。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机构里的项目官员要么是受过高级训练的出色的技术专家,要么是学术休假期间临时服务的科学家,或是决心加入政府的前科学家。国防部的项目官员对基金审批有更多的自主权,尽管如此,他们做决定时也会参考同行评议的意见。他们的存在同样也帮助纠正了同行评议的一些错误。如果不是他们,著名的”卡尔曼滤波器”在1950年代末恐怕就会被”同行评议”毙掉了,最后它其实是受到美国空军的资助。在以后的很多年里,美国空军一直拿这个例子作为证据,要求获得更多经费支持基础研究。

还有些研究项目需大量人员集体协作,针对性和导向性都很强,这样的研究有可能获得大笔基金资助。但是这经常会引发与大学的教学研究宗旨之间的冲突。尽管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学可能会暂时容忍与大项目的冲突,但是大部分名校则会担心这样一来本末倒置了。他们的典型做法是,另外成立相关但是单独的实体专做这个项目,而不让其成为学校整体的一部分。大学里的教授们可以担任该研究所的顾问或者兼职研究员,但不能担任所长或者进入管理层。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它是冷战时期为了应对跟国防有关的需求而设立的。

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也可能获得工业界的资助,但是这类资助仅占大学经费的一小部分。原因之一是工业界非常重视保守研究机密,排他性较强,而大学则提倡学术开放和出版自由。令大学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和私有企业之间经济利益的纠葛。因此,尽管教授可以有偿担任企业顾问,按照每周一天的标准为企业工作,然而,学校通常规定教授不能担任企业管理层的职位。大体上来说,在像哈佛这样的大学,教授的行为应该像”凯撒的妻子”一样,无懈可击,远离任何可能的利益纠纷。清白的名声和声誉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对教授也是如此。

3. 支付研究生和院系开支的费用。

美国几乎所有研究生的费用都是教授们支付的,至少科技领域是如此。每个研究生每年至少要花费大约5万到6万美元,有时在学生入学头两年,学校会设立奖学金或者助教岗位来资助学生。但是两年之后,教授需要挑起所有的担子。此外,院系还另外向教授们征收人头费来支付一般办公用品、电话费、秘书工资等等。因此,即使你没有带研究生,你也需要间接承担系里的一般费用(我知道一些教授必须自己买粉笔的例子) 。

4. 教学工作和教科书的编写。

如果你极擅长教学,又能写出优秀的教科书,那么即使不做研究,你也能在一所一流的大学生存下去。保罗•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位获得者,以撰写了出版史上最受欢迎的教科书而闻名,据称该书的印刷量仅次于《圣经》。该书历经无数次再版,事实上,当萨缪尔森已经老得懒得再更新的时候,就由继任者更新再版。为了交所得税,萨缪尔森还得专门成立一个信托机构来处理这本教科书带来的版税,多么成功的作者啊!冒着自吹自擂的风险,我想说其实我也是系统控制科学领域最佳畅销书的合著者(1969年我拿到终身教授职位后)。40年来,尽管该书没有再版,仍然每年都能卖掉几百册,中文版和俄文版的销售量则不详。

5. 担任行政职位。

美国大学里尽管每个人都是她/他自己的老板,但是研究机构仍然需要行政管理以保证平稳运行。与职权明晰的商业及政府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学教授都是终身制的,不会被开除。他们也不听不是教授出身的行政领导的指挥。因而,在大学里被聘为终身教授之后的另一条升迁之路就是走向行政岗位,这条道路的尽头是最终成为大学校长。出身是教授,发表过论文,就意味着你懂得”教授的游戏规则”。你的话会更有说服力。最后,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良好的社交能有助于做成事情。跟拥有聪明的头脑一样,擅长这类管理技能的人也很受欢迎,会受到学校鼓励。

简而言之,得到终身教授的职位仅仅是学者生涯的第一步。而压力则会一直与你相伴,直到退休,甚至退休之后。即使没有别的压力,仅仅你的自尊心就足以鞭策你奋斗不止。毕竟,没有人想被贴上”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标签。学术界流行的笑话是这么说的,”你的最高水平就是最近一篇论文”, “像爬抹了油的竹竿一样,为了待在原位你必须不停地往上爬,许多人都想拉你下来,因为他们都想要超过你。”普通大学教授的日子绝对不是玫瑰花铺就的。美国教授的日子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舒坦。

来源: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0/11/life_of_an_academic_in_the_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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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书摘

公元年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一百五十二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是不成体统。

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逭,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二人传达下来,二人传四人,而后八人、十六人、三十二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三百二十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垂于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更不必说这些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当然不能持久。到十六世纪初,大部分的高级官员和宦官都已经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尤其是高级宦官更为人所艳羡,他们不但在皇城内筑有精美的住宅,而且根据传统习惯,他们也有相好的宫女,同居如同夫妇。他们没有子女,但不乏大批干儿、侄子、外甥的趋奉,因而也颇不寂寞。至于招权纳贿,则更是题内的应有文章。

万历登极之初批阅本章,只是按照大伴冯保的指导,把张先生或其他大学士的“票拟”改用朱笔批写就算完成了职责。其中有些本章的批示极为简易,例如“如拟”、“知道了”,简直和练习书法一样。而且按照惯例,皇帝仅仅亲自批写几本,其他的批写,就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代劳。这朱笔所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威,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而擅用朱笔,就是“矫诏”,依律应判处死刑。

但即使是这些例行的批语,不到十岁的万历皇帝恐怕还是无法理解它的全部含义的。例如“知道了”,实际的意义是对本章内的建议并未接受,但也不必对建议者给予斥责。这些深微奥妙之处也只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深理解。

这时张居正显示了他的宽容。他恳请对犯官免加体罚,改为流放到边远省份,受当地官吏的监视。这种雅量使万历极为感动,无端遭受别人的攻击,还要代这个人说情,可见他确实是不计个人恩怨,有古大臣之风。然而万历所不会理解的是,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他的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凡是他所不满的人,已经用不着他亲自出面而自有其他的内外官员对此人投井下石,以此来讨好首辅。果然,在几年之后,万历皇帝获悉当日免受杖刑的这位官员,竟在流放的地方死去,其死情极端可疑。

但所谓伯爵,不过是军队中的一个名誉军官,除了朝廷举行各项礼仪时位居前列以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而且俸给甚低,甚至不敷家用。李伟在京城中大做揽纳物资于仓库的经纪,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他还有一个儿子,即慈圣太后的弟弟,身分却是宦官。

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这些女孩子的年龄在九岁至十四岁之间,她们的容貌和生活经常成为骚人墨客笔下的题材。其实以容貌而论,一般来说仅仅端正,惊人的美丽并不是选择的标准。至于她们的生活,那确实是值得同情的。皇宫里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个,得到皇帝垂青因而风云际会,像慈圣太后的经历一样,这种机会不是没有,但毕竟是极为罕见的。绝大多数的宫女在使婢生涯中度过了青春,中年以后也许配给某个宦官作伴,即所谓“答应”,也可能送到紫禁城的西北部养老打杂。经历过这可悲可感的一生,最后老病而死,还不许家属领取尸体。她们的尸体经过火化后,埋葬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地历久不衰。

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

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故太师张居正有关。他们劣迹多端,而细加推究,其所以胆大妄为,后边盖有张居正的支持。这一运动慢慢地、但是有进无退地蔓延开去,而参与者也清楚地知道现在和当年劝谏夺情的时候,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使张居正的形象逐步变得虚伪和毒辣。到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

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他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这些都是由趋奉他的佞幸呈送的。得悉了此项新闻,万历又感到十分伤心。这十年来,他身居九五之尊,但是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他的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以揽纳公家物品牟利而被当众申饬。但是,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

在这以后,在万历皇帝对张先生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忠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人。

元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皇帝至此已经实际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是不久以后,他就会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他逐渐明白,倒掉张居正,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在倒张的人物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物强硬而坚决,同时又顽固而拘泥。张居正的案件一经结束,他们立即把攻击的目标转向皇帝。在劝谏的名义下,他们批评皇帝奢侈懒惰,个人享乐至上,宠爱德妃郑氏而冷落恭妃王氏,如此等等。总而言之,他们要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溽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接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诰敕,诰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方的正人君子。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茶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按本朝传统,所有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不可分离。

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年,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铤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鬲,中外睽携”,如果继续下去,铤而走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祭文和墓碑,可为例证。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侧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皇帝赐给臣下的诰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还有规定:本人可以辞去诰命而转封他们的妻子和祖宗三代。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地方官综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于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籍,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

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一千一百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个地方官所统辖的地区安静无事,税收没有多大亏欠,该地区的民风就是“淳厚”而并非“刁顽”,这一位地方官必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京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

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申时行生平不愿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会妄加批判。他只是从这悲剧的内幕中得到了教益。

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

从客观条件来看,张居正之引用私人,是无法避免的。以我国幅员之大,交通通信又极落后,任何有能力的内阁,也不能对各种地方官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张居正一心改弦更张,十年“专政”之后,各地税额并没有调整;地方政府仍然无法管理农村,官吏薪给之低,依然如故。总之,这种维新不过是局部的整顿,而非体制上的变革。张居正本人认真办事,一丝不苟,他亲自审核政府的账目,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设计各种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限期。他所派遣的总督和任命的尚书个个精明能干,然而他们的诚信仍有问题,因为撇开他们本身不说,他们属下的低级机构,依然处于各种各样不合理条件之下;离开了权术,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

他所派遣的总督和任命的尚书个个精明能干,然而他们的诚信仍有问题,因为撇开他们本身不说,他们属下的低级机构,依然处于各种各样不合理条件之下;离开了权术,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

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

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

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这一攻击既阴险又毒辣,因为它正中了皇帝心理上的要害。攻击者预料,高启愚为申时行提拔,在这严重罪状面前,申必然要出面为高辩护,于是就可以顺水推舟地搞垮申时行。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獬豸这一动物。监察官是征集舆论、平衡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辅张先生却用它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御史和给事中只检举对他不利的人物,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情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要是在他执政之日没有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的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

为了有效地管制全国各府县,这一考成法规定各科给事中按年月记载各地方官的政绩,其标准为欠税是否能够追缴,盗匪是否能够擒获。官员前案未结,就不许升迁离职,甚至有些已经退休或正在养病的官员还要被传询答复问题。现任首辅申时行认为这种方法有欠公允,因为税收能否如额征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决定于县令府尹的能力和办事精神;匪盗就擒或漏网,更多出于偶然的机会,如果上官不顾困难,一味逼迫下属,下属又逼迫兵丁捕快,就会促成许多嫌疑犯屈打成招,这也不是清明宽厚的本朝所宜有。万历听罢首肯。这样,张居正时代惟一有组织性的条例也就此撤销。

与他前任年的原则相反,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随即消息传来,政府让大小官员各安其位,于是众心欣慰。京察的结果,凡由进士出身的职官只有三十三人降级或罢免,而且这三十三人,没有一个出于吏部、都察院或翰林院这些传统上最富敏感的机关。这种恕道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首辅自己的地位,他被众口交誉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说过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种普遍的不成文制度,亦即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取附加税:征收白银,每两附加几分几厘,称为“火耗”;征收实物,也要加征几匹几斗,称为“耗米”、“样绢”。除此之外,一个地方官例如县令,其家中的生活费用、招待客人的酒食、馈送上司的礼物,也都在地方上摊派。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一个人可以把他旁边的另一个人看成毫无人格,他的对方也同样认为他是在装腔作势地用圣贤之道掩饰他的无能。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立储一事绝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关系到文官们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因为,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胜利者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无道;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经过这一番左右舆论的工作,自己的胜利就不能名正言顺。而他手下的拥戴者,也总是要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才能顺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敌则遗臭万年,各有分晓。这种情形,在本朝的历史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两次。

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胜利者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无道;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经过这一番左右舆论的工作,自己的胜利就不能名正言顺。而他手下的拥戴者,也总是要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才能顺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敌则遗臭万年,各有分晓。这种情形,在本朝的历史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两次。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定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惰。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三日之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及其夫人分批整队前去慈宁宫举行礼仪上的号哭,号哭十五次,全部人员的动作协调,一哭皆哭,一止皆止,有如交响曲。

人们看得很清楚,慈圣太后之被隆重追悼,并不是因为她个人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深沉的哀思。她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代表,她的丧仪象征了全国臣民怀念慈母的养育之恩,也表现了他们对皇室的忠悃。不难想象,这些官员和夫人在号哭完毕以后回到家里,由于为这隆重的丧仪所感染,势必要对长者更为孝敬,而全国的风俗乃能更为淳厚。然而万历皇帝却早已丧失了这样的信心。他已经把一切看透,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作为全国的表率,他又必须在每一种仪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现他的诚意。他在过去的生活里付出的精力已经太多了,他已经不再有周旋应付的兴趣,所以他以近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了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

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他从小开始就没有一天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也不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所以就难怪乎他不能向臣下提出明确的主张了。他读过有关他叔祖的记录,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既然缺乏坚强的毅力,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

检举张鲸的奏章中指斥他与某些文官勾结,并且接受贿赂。其所列举的罪状看来都凿凿有据,只是当时勾结为奸、纳贿贪财的一段罪状也可以加之于许多高级廷臣身上,写奏呈的人似乎全未计及。张鲸事后感慨,由于他的嘴巴说话太多,所以才招致了那么多的攻击,不能算是事出无因。只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机构本身,其职务与文臣的利害相违。万历一朝的冲突,文臣占优势,与天启朝厂卫跋扈、缇骑气焰冲天的情形恰为尖刻的对照。

他本来已经对早朝和经筵感到极度厌倦,至此他拿定主意,今后再也不愿意公开接见这些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了。他隐居在深宫里,惟一能和他呼吸相通、忧患与共的就是贵妃郑氏。

他欣赏自己“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一处世和执政的原则,对待皇帝的办法则是“显谏者不若潜移为妙”,因为这种办法既对皇帝的权威无损,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达到,这比之于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荆条痛打犯上的群臣总要高明得多。申时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万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已经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知道自己生气都属无效,莫若用“无为”的办法,对付所有的纠缠,因之消极也越来越彻底了。

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地廉洁,极端地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地粗线条,极端地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于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他历任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出自农民,而在海瑞出任巡抚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又都身受高利贷的压迫和威胁。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的贷款。

洪武时代的八千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门训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

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义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顽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日常生活中为小事而发生口角已属司空见惯,打架斗殴以致死伤也时有发生。纠纷的一方有时还愤而自杀以倾陷仇家;即或由于病死,家属也总要千方百计归之于被殴打致死。海瑞在做县令的时候,有一次下乡验尸,发现村民竟以颜料涂在死者的身上来冒充血迹。这些残酷的做法,除了泄愤以外,还因为诉讼一旦获胜,死者的家属就可以取得一部分仇家的产业。

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在这一点上,海瑞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的看法完全一致。

接近年年底亦即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剌所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十六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十六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物的目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来自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中国人还在其中占有多数,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

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班排长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班长排长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的长度不过五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其他常见的武器还有弓箭和标枪。据记载,“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弰,立而发矢。……镞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所掷的标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至于火器,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所重视。虽然戚继光说过鸟铳由日本传来,但在记录上却看不到倭寇曾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偶尔使用的火炮,看来也是在中国俘获的战利品。

再往下推求,俞大猷要求建立现代化的海军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作战的目的,则在消灭国际贸易,也和世界历史趋势相反。

戚继光的募兵原则是只收农民,而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来自市井的人都属于狡猾无赖之徒。这种观点,虽然有它的片面性,但揆诸实际,在城市中有固定职业的人是极少自愿从军的。士兵为社会所普遍轻视,其军饷也相当微薄,城市中的应募者绝大多数只是把兵营当作解决食宿的救济所,一有机会就想另谋高就。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指望其奋勇杀敌以致效死疆场?所以戚继光订立了一条甄别应募者的奇特标准,凡属脸色白晰、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因为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实属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还会唆使周围的人一起逃跑,以便一旦受到审判时可以嫁祸于这些言辞钝拙的伙伴。在这个标准下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士兵的特点而设计的。他曾明确地指出,两个手持狼筅的士兵不需要特别的技术,膂力过人就足以胜任。而这种狼筅除了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而可以使士兵壮胆。

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要公然宣布改组军事制度,就等于邀请别人对自己攻击。因此张居正不得不采取这种迂回的方式。反正皇帝站在他这一边,不论别人是否识破真相,只要举不出违背成宪的理由,则公开的攻讦和私下的流言都可以不在话下。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深切或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戚继光的诗歌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带给读者的感觉只是拘束和平庸。好在也没有人用上述的标准来权量诗人戚继光。一般看来,出身于武举的将领,大半生都在戎马倥偬之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也就是出类拔萃。即在当代高级将领之中,除了“少好读书”的俞大猷之外,戚继光的文章造诣已无与伦比。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以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哙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当时的文苑班头王世贞和戚继光的交情就非同泛泛,在他的文集中有两篇赠送给戚帅的寿序,并且还为《纪效新书》和《止止堂集》作序。

但是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这些事实,就是不忠实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继光的复杂来自环境的复杂,如果指望他简单得如同海瑞,无疑是不近情理。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决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的事情。戚继光所生活的时代,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应该全盘放弃,而代之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就应该集中管理。然而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具体来说,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就没有强有力的蓟州军区和戚继光。他的部队和他本人充满了矛盾,在火器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的时候,他动员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里面,枪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他一方面是这样精细,仔细计算日出日没的时间;一方面又这样野蛮,把违反军纪的士兵割去耳朵。这些极端矛盾的事实,在其他国家内,可能彼此相隔几个世纪,而我们的帝国则在一个军区内同时出现。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贽的朋友、居停和论辩的对手,李贽曾屡屡对他作过不留情面的抨击,批评他缺乏诚信。然而,李贽还以同样不留情面的态度解剖自己,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他还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

这种似合法又似非法的收入并没有使李贽感到不安。他并不像海瑞一样,以为官俸定额以外的一丝一毫收入都属于贪污。他以特行卓识而见称于当代和后世,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和常人有相同的看法,即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名利。他的诚实在于能够坦白承认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淆混?

李贽的一意孤行,一定要和两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联系起来观察,才能使人理解,因为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决不能仅止于自己的家庭。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一个人的品质高尚,就因为他的志趣和行为得到别人的赞赏;他的识见深远,就因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确。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与共同享有。但是,在现实中,为什么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私?这个问题使读书明理之人为之不安,而高级官员由于负有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其不安尤为严重。按理说,他们所受到的教养,都要求发扬为公众服务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触实际,这种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或者干脆销声匿迹。有时他们身上的自私苟且,还远过于不识字的愚氓。这种不安,或者由此发展而来的内心交战,需要有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缓解排除。志趣相投的研究讨论,可以触发彼此的灵感,深入探索人生的真谛,俾使内心的不安涣然冰释。所以他们来往密切,集会商谈之余,还互相通信,刊印文集。李贽落发为僧以后,仍然经常外出旅行,参加这些活动。在当时,还谈不上旅费必须报销,或者演讲应当收入费用,这些问题,都可以根据习惯,在往来交际之间安排妥帖。以李贽的名望,加上化缘和尚的姿态,他已经用不着再为经济问题而踌躇。

但是涉及面虽然广泛,却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辨,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大段文章照史书抄录,所不同的只是按照自己的意见改换章节,编排次序,再加进若干评论。在接触小说的时候,他所着眼的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方法,也就是说,他不去注意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及故事结构、人物描写、铺陈穿插等等技巧。他离开了文学创作的特点,而专门研究小说中的人物道德是否高尚,行事是否恰当,如同评论真人实事。再则,即使是阐述哲学理论,也往往只从片段下手,写成类似小品文,而缺乏有系统的推敲,作结构谨严的长篇大论。惟其如此,当日的士人,对于“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既然由于对官僚政治不满而绝意仕进,那就理当息机忘世,以文墨自娱;可是写来写去,还总是和官僚政治有关,加之名望越来越大,“祸逐名起”,这就无怪乎招致杀身之祸了。

李贽自然无法理解,用中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在他所处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受到时代的限制,李贽认为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带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这样来看,李贽的唯心论并不彻底,因为他承认了客观的真实性,治乱兴亡并不决定于人的主观,当然更不承认,所谓人心不在,治乱就不成其为治乱这样的理论了。

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对官僚绅士自己来说,行为不检,甚至涉及淫乱,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贽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一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是生非的情节著为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其遭到还击也为必然。而且,他的声名愈大,挑战性就愈强烈,地方官和绅士也愈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惩罚已属责无旁贷。这些人雇佣地痞打手焚烧芝佛院,行为可谓卑劣怯弱,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则属于卫道。

李贽之所以罪有应得,则在于张问达的奏疏具有煽动的力量,而他使用的“罗织”方法,也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何况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而全部问题,说到底,还在于它牵涉到了道德的根本。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以下是书籍附录里的书摘内容:

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

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但是“一国两制”不是没有危险的,美国开国时以保障人权为前提,却又因为联邦制在南方姑息奴隶制度,终发生内战。日本在十九世纪尽量学西欧,对农民生活则不顾及,也可以算作一国两制,而引起滔天战祸的悲剧。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