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对长沙的印象大概是这样：有一个电视台（这个不用说名称吧），两个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三个企业——三一集团、中联重科、远大中央空调。远大的空调不知怎么样了，但该公司装配式快速盖楼技术已经传到欧美市场，三一和中联重工是两家著名的机械设备生产商。
当年刚开始知道三一重工这家企业时，还以为是日本的三凌公司被中国的山寨了，不但企业名称，连企业标志都是同一种风格。正巧，三一集团的总裁唐修国先生（湖南安仁人）是我中学的校友，当年我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听了他的讲座后，才知道这个民营公司从创建到壮大之不容易。后来三一的发展也可谓一帆风顺，唐修国先生成了我的高中最有影响力的校友。在全国工地上随处可见的三一机械，并将混凝土成功泵送至406米高的施工面，直到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几乎算作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朵奇葩。
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同为湖南人的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先生（湖南涟源人），去年很“幸运”地成为党的中央候补委员。最近又出来三一总部搬到北京去的新闻。偌大一个企业搬迁总部，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这个决定却是在该企业内部早餐上宣布的。我想，该是湖南与三一集团说再见的时候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三一集团总部要搬到北京去？各种新闻解读出来各种所谓的内幕：有的说是为了国际化的需要，也有的说是受不了湖南地方的气，北京有更快的行政效率云云。可是这些不应该是最近的问题，如果有那也是一直就有的问题，为什么要等到今天？
身为湖南人，对湖南人的性格特点还是较为了解。在我的湖南农村老家，历史上长期的小农经济再加上近代的毛泽东，让乡亲们的意识一直认为“有钱不如有权”。为什么？有钱不一定有权，有权呢？自己联想。
今天的梁总肯定不缺钱，甚至在他的家乡也烙上了他个人发家致富的强烈色彩：在自己老家村子建了个私人停机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观念在这里可能得到了最好的注解。问题是：在全世界经济一片灰暗和中国建筑业顶峰已过的大背景下，作为机械设备行业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如何能做长久活下去？聪明的梁总一直以来就把自己企业和党国的事业捆绑在一起，从他的党总部大楼，到他最近在党的十八大上作秀式的言论：
“我会坚定不移地以（共产）党的利益为第一。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
“我生1000次，都希望是在中国；死1000次，都会是在中国。”
“如果年轻男人是共产党员，找对象都要更方便一些。大部分的共产党员找的老婆，都要比非共产党员的老婆要漂亮一些。中国的女孩子也很爱共产党员。”
在政坛上华丽转身后，将企业的总部迁到北京也是情理之中，一来可以在政坛上“更上一层楼”，二来也可以兼顾好三一这个巨大的企业，加上身居要职，也会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利好”的消息：
你参加不了的决策会议，人家可以参加；你不了解的情况，人家可以了解；你碰到的难题，无处申诉，人家可以开会解决；你面临资金困难，最多找银行去申贷，看银行的脸色，但人家可以找财政来解决，由领导直接找银行支持；你需要经过层层审批的事情，人家本来就是审批的机制成员。
名与利兼得，古来两难全。
总有人批评中国的政企不分，国企的老总们在政府中身居要职，总能获得普通企业主不知道的信息和政策，甚至资源。好不容易壮大的三一民营企业，在老总进入党的干部队伍以后，事实上也华丽转变身份。已然的亦官亦商，又何尝不是官商的宿命。
不过，如果真要像美国的情况倒也有看点，美国的政界人士许多是在成功做好企业后才参政，反正老子钱赚够了，现在到政府去报效一下国家。身价居于中国内地首富的梁稳根先生当然不再缺钱，如果有一颗报效国家的心，自然是民族之幸。
至于甚至有传言，梁总那和土木坛子同年的独子“小梁总”梁治中同学已与某国BIG BOSS的千金（人家可是哈佛毕业）结为亲家，这倒也不是全无可能，未必出于这两位年轻人的意愿，毕竟在利益面前，婚姻自由又值得了几个钱呢？时间会证明一切。
身为湖南人，我为三一集团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也希望它在未来依然为重工业制造出优秀的机械设备。因此对于三一总部搬迁北京，真心希望它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