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对长沙的印象大概是这样：有一个电视台（这个不用说名称吧），两个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三个企业——三一集团、中联重科、远大中央空调。远大的空调不知怎么样了，但该公司装配式快速盖楼技术已经传到欧美市场，三一和中联重工是两家著名的机械设备生产商。

当年刚开始知道三一重工这家企业时，还以为是日本的三凌公司被中国的山寨了，不但企业名称，连企业标志都是同一种风格。正巧，三一集团的总裁唐修国先生（湖南安仁人）是我中学的校友，当年我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听了他的讲座后，才知道这个民营公司从创建到壮大之不容易。后来三一的发展也可谓一帆风顺，唐修国先生成了我的高中最有影响力的校友。在全国工地上随处可见的三一机械，并将混凝土成功泵送至406米高的施工面，直到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几乎算作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朵奇葩。

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同为湖南人的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先生（湖南涟源人），去年很“幸运”地成为党的中央候补委员。最近又出来三一总部搬到北京去的新闻。偌大一个企业搬迁总部，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这个决定却是在该企业内部早餐上宣布的。我想，该是湖南与三一集团说再见的时候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三一集团总部要搬到北京去？各种新闻解读出来各种所谓的内幕：有的说是为了国际化的需要，也有的说是受不了湖南地方的气，北京有更快的行政效率云云。可是这些不应该是最近的问题，如果有那也是一直就有的问题，为什么要等到今天？

身为湖南人，对湖南人的性格特点还是较为了解。在我的湖南农村老家，历史上长期的小农经济再加上近代的毛泽东，让乡亲们的意识一直认为“有钱不如有权”。为什么？有钱不一定有权，有权呢？自己联想。

今天的梁总肯定不缺钱，甚至在他的家乡也烙上了他个人发家致富的强烈色彩：在自己老家村子建了个私人停机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观念在这里可能得到了最好的注解。问题是：在全世界经济一片灰暗和中国建筑业顶峰已过的大背景下，作为机械设备行业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如何能做长久活下去？聪明的梁总一直以来就把自己企业和党国的事业捆绑在一起，从他的党总部大楼，到他最近在党的十八大上作秀式的言论：

“我会坚定不移地以（共产）党的利益为第一。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

“我生1000次，都希望是在中国；死1000次，都会是在中国。”

“如果年轻男人是共产党员，找对象都要更方便一些。大部分的共产党员找的老婆，都要比非共产党员的老婆要漂亮一些。中国的女孩子也很爱共产党员。”

在政坛上华丽转身后，将企业的总部迁到北京也是情理之中，一来可以在政坛上“更上一层楼”，二来也可以兼顾好三一这个巨大的企业，加上身居要职，也会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利好”的消息：

你参加不了的决策会议，人家可以参加；你不了解的情况，人家可以了解；你碰到的难题，无处申诉，人家可以开会解决；你面临资金困难，最多找银行去申贷，看银行的脸色，但人家可以找财政来解决，由领导直接找银行支持；你需要经过层层审批的事情，人家本来就是审批的机制成员。

名与利兼得，古来两难全。

总有人批评中国的政企不分，国企的老总们在政府中身居要职，总能获得普通企业主不知道的信息和政策，甚至资源。好不容易壮大的三一民营企业，在老总进入党的干部队伍以后，事实上也华丽转变身份。已然的亦官亦商，又何尝不是官商的宿命。

不过，如果真要像美国的情况倒也有看点，美国的政界人士许多是在成功做好企业后才参政，反正老子钱赚够了，现在到政府去报效一下国家。身价居于中国内地首富的梁稳根先生当然不再缺钱，如果有一颗报效国家的心，自然是民族之幸。

至于甚至有传言，梁总那和土木坛子同年的独子“小梁总”梁治中同学已与某国BIG BOSS的千金（人家可是哈佛毕业）结为亲家，这倒也不是全无可能，未必出于这两位年轻人的意愿，毕竟在利益面前，婚姻自由又值得了几个钱呢？时间会证明一切。

身为湖南人，我为三一集团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也希望它在未来依然为重工业制造出优秀的机械设备。因此对于三一总部搬迁北京，真心希望它越来越好。

从小到大，我其实上了两个小学，一到四年级在村里的小学-兴安小学，那是一段我人生最得意的时期，因为我总是考全班第一第二——虽然全班不过10来个学生。说到这所小学就有些上世纪五十年代了，村办小学两间教室，四个年级只好分成两拨，一年级和三年级一间教室，二年级和四年级另一间教室，大概是为了防止二年级和三年级坐在一起，二年级提前学习三年级的内容。

这种几个年级放在一起的情况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讲叫作复式班，不过却是那种没有条件的历史现实，至于今天微博上人们讨论的小学生自己带着课桌去上学的现象，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没有经历过的人觉得很奇怪：怎么社会还是这个样子？

因此我曾经想，等我有钱了一定要在村里建一所新的小学，告别这座只有两间教室的瓦房子——整个小学就一这么一幢房子，正如今天我们在电视里看到西部或是哪个贫困地区的小学一样。后来在我上大学的那光景，村里居然还真把瓦房改成了小楼房，不过依然是两间教室，没想到用了几年后，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村办小学于是撤消了。我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实现，栽培梦想的土壤都没有了。

校门由于台湾爱心人士捐款而被冠名

我上完四年级后，就必须要到乡里的小学上学。当然，成绩好的上甲班，不太好的上乙班——比如我那只比我大几个月却已在天堂的堂姐。我呢，据说当时是“保送”的指标上甲班，即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上。可怜我当时都不知道保送是个什么东西，直到我人生第二次“保送”的时候——本科毕业保送本校研究生，却因一门非考试科目没有及格而失去了“保送”资格，我曾经为此懊恼不已。扯远了，我上的是甲班，乡里最好的小学了——湖南省安仁县新洲乡中心完全小学（中心完小），说它“好”，其实也还是两间教室，一个五年级，另一个六年级，“好”可能好在师资相对好一些，管得严一些。

直到六年级，小学才在靠近乡里中学——新洲中学的地方盖了一座三层楼高的教学楼，这样就成立了新的中心完小，并开始实行班级编号，我所在的班级幸运地成为1班。新的楼房和90年代其它的房子一样，贴上了国外只在厕所里才使用的白瓷砖，看起来相当显眼。我记得当时从家里走到乡里（是真走3公里路），远远地就能望见当时乡里最豪华现代的楼房。现在想起来，居然过去16年了，那幢楼依旧。不过当我去年回去时候去看一下我当年日夜待过的教室，居然像是走进了博物馆一样，时光老人……

也就是在五年级的时候，遇上了帮我交学费的匡泽仁老师（也是班主任）。当时家里养饲料猪，猪没有出栏没有钱交学费，刚来学校的匡老师答应用他的工资帮我先欠着这学费——他的工资还要等下个月才能拿到，要知道他那时候也不过是刚工作，五六百块钱都不到的工资，我现在想起来一直心生感激。

虽然条件简陋，但文艺活动照旧

他也带着我们去《内伤》小说里描写的黄洞仙寺庙去玩，当打签时候，由于没有带零钱只能放一张五元人民币到功德箱，他还说：“要是有个五毛或是一元零钱，就不必放五元了。”那个年代五元钱还是值钱的。我甚至还记得他那年轻小伙子时候的形象，意气风发得跟当时的学区主任发生冲突而被迫转调到他自己老家的小学。作为老师的他一直人品不错，在我看来，师德几乎是作为老师最重要的品质。可惜我的老师到现在也还只是教授邻乡的一所初中——竹山中学。这个年代好人不一定会得到重用，因为这里是中国。

六年级时候，由于原来的匡老师调走了，班主任换成柏曼华老师，他似乎更年轻，但他是负责任的，晚上查寝时用手电筒照着房内，居然被他亲侄子误作同学而大骂：“是哪个斋公？哪个斋公？”可能是生活太过单调，年轻的他也带我们爬学校后面的铁钉寨，那可是我们周围最高的山峰了，当时我们是这样形容它的高度：“站在铁钉寨顶上，可以看到50公里外安仁县城的灯火。”事实上是应该看不到的，看到的灯火也未必来自安仁县城。

校园全貌。唯一好的是空气和环境，这个真不用PS——没有工业的好处。

两年快乐的时光过去后，我于1996年小学就毕业了。我稀里糊涂地上了县里最后的初中——安仁一中，再后来高中、大学……以至到现在人在国外也还没有脱离学生身份，实在是压力山大。到今天的教师节，我又想起了我的小学，想起了那些帮过我教育过我的老师们。从1996年到2012年，时光已经过去了16年，当年纯洁的同学们大都成家立业了，当年的小学由于爱心人士的赞助，一度改名为立华爱心小学。再后来，由于生源的减少，学校和旁边的新洲中学合并，成为现在的新洲学校。官方的资料这样介绍这所学校：

新洲学校基本情况介绍

新洲学校，是一所公办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位于新洲乡莲塘村铁钉寨脚下，频临浦阳河畔，这里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是求学励志的好地方。

学校办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前身可追溯到1953年的关王第二完小，首建校址在新洲高石村谭氏祠堂，1960年更名为新洲完小，1972年设立初中班，1975年将初中班搬迁至铁钉寨脚下，兴建新洲中学，1985年与莲塘小学合办，1995年冬，在铁钉寨脚下兴建新洲中心小学，与新洲中学毗邻，2006年下期，县教育局进行学校布局调整，新洲中小与新洲中学合并，定名为新洲学校，是安仁县首批九年一贯制学校示范点，下辖四个村小，两个教学点，现有老师45名，在校学生448人。

学生们在做操，后面的那排瓦房中有一间是校长住所

虽然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这么多年，国家在教育各个层面的投入也确实开创了历史新高，不过在我小学里，我觉得投入还远远不够，校舍依然还是那些校舍，倒不是说要全部撤掉这些建筑，只是学校没有在硬件上有现代化的更新，办学条件还比较简陋-现任校长陈迪庆老师甚至跟我说他们还缺打印机。

事实上在这样一座偏僻山区的学校，也很难有充沛的资源投入到这里，近水楼台先得月，本来就有限的教育资金大概被县城周围的学校吸走了，有如北京的资源很难飘到云南和贵州等地一样(政策因素除外)，而几乎没有工业只有7000农业人口的穷乡镇里更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虽然“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一直是我们政府的口号。

我也不知道，再过20年后，现在的这所新洲学校会变成什么样？偏远山区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将得到如何解决？事实证明，对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是不科学的，然而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尤其是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却至关重要。

正值教师节，仅以此文献给我的老师们，向这些仍然坚持在农村教育最基层、条件最差地方的乡村教师们致敬。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