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着性子，竟读完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个长篇小说。读到中间我一度想放弃。故事的细节实在太琐碎了，光是里面的人名，什么老陈、老高、老李……要是不一口气读下来，我都记不住。
全书的语言很有特色，平实之余透露着刘震云几乎数学公式一样的语言套路，比如：
厚道不是说他脱夹克给牛爱国穿，而是脱这夹克时，毫无怨色。
没有逼着牛爱香并不是牛爱香与她们处得好，或她们不逼牛爱香，或牛爱香反过头逼着了她们，而是牛爱香还没与她们打交道，就与她们一刀两断。
胆怯不是怕打不过杨百顺，是怕事情传出去，更让人笑话。
老汪离开私塾并不是老范辞了他，或是徒儿们一批批不懂，老汪烦了，或是老汪的老婆偷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待不下去了，而是因为老汪的孩子出了事。
还有更公式化的，好像数学中的因式分解：
除了卖丝袜，还卖丝裤。除了卖丝袜丝裤，也卖打火机、手电筒、钥匙链、指甲钳、手机套、保温杯等杂货。
宋解放头一个老婆叫老朱，在县城北关卖火烧。除了卖火烧，也卖馒头、花卷、包子和肉夹馍。
这种公式一样的语言特点，在追求效率的现代人看来，完全不必这样啰嗦，我可以对它进行合并同类项。也许作者希望这样能丰满语言？即使那样，我也觉得没有韵律感，或者说读起来未免会感到单调和乏味。
抛开语言，全书其实是描写了两代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为了寻得一个能说得着（聊得来）的人。寻着了，便一句话顶万句，并且越说越多，因为说得着。寻不着，就索性不说，说不着。说得着与说不着之间，引发了夫妻、父子、朋友之前的各种情爱出轨、悲欢离合。
过去的人由于教育程度不够，导致这种交流上的问题，或许容易理解。到了今天的国人，我们的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了，但我们是不是有自己说得着的人了呢？和配偶、子女、父母、朋友之间，我们还有时间、心情和缘分说得着吗？似乎不那么乐观。灯红酒绿的时候，一句“开心就好”，或许掩盖的正是“不开心”。
还好，我想现代人不会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为了一个说得着的人而寻遍四方，毕竟我们现代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纯粹地寻找那个说得着的人。努力提高自己的情商，一个人过也是过，君子慎独。何况，《一句顶一万句》只是一本小说，艺术是高于生活的。
感谢你对土木坛子的《偏爱》！
